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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看天下
（ID：vistaweek）
作者：李放鹿
3月9日上午，老黄走了，享年72岁。
看了导演何苦发布的讣告，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全名叫“黄泽庆”。
他是9.6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里第一个出场的棒棒，也是片子里第一个“退休”的棒棒。
我至今还记得他带着刚收的“学徒”何苦出门揽活的时候，一定要他把棒棒背在肩上。
因为随便拿在手里的叫打狗棒，是叫花子用的，棒棒的棒棒是讨生活的，要好好背着。
老黄去世这一天，在评论区留言缅怀的网友，总提起一个“苦”字。
如果没有何苦的纪录片，这个“苦”字也许只是跟“众生皆苦”的大词一样，听着悲天悯人，实际上风轻云淡。
在这部片子之前，很多外地人对重庆棒棒的印象，要么来自网红景点的名片式宣传，要么就是那部带有几分喜剧色彩的《山城棒棒军》。
知道他们挣的是辛苦钱，但究竟怎么个辛苦法，笼在“劳动光荣”之下，并不具象。
《最后的棒棒》却在开篇就说了：“没有人发自内心地，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棒棒。”
网友留言，希望老黄的孟婆汤里加点糖。
一旦扛起棒棒
就再也卸不掉了
老黄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一方面因为他勤劳、老实，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命运不公的完美受害者。
恪守本分，没做过坏事，拼尽全力去改变生活，但是吃尽苦中苦，也没成为人上人。
老黄出生于1949年11月，当了两天“地主”家的五少爷，随后重庆解放，襁褓里的老黄变成“地主家”的狗崽子。
对老黄来说，做棒棒是他无从选择的命运。
老黄七岁那年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他被柴火烧烂了肚皮，差点没活下来；二是因“间歇性癫狂”被提前释放的父亲，病情加重后去世。
成家是在39岁。村里有个寡妇，独自养不活三个孩子，于是老黄搬进了她的家。
名下已有三个孩子的老黄，第二年有了自己的女儿黄梅，和一张1050元的超生罚单。
为了还账，老黄放下还没满百天的女儿，去东北挖了三年煤。
三年后，妻子一封电报催老黄回家——她有了新的丈夫，急着把三岁的黄梅交还给父亲。
兜里就剩一块钱，老黄想跳塘，可还有个女儿没人养活。
“想死都死不成啦。”
导演何苦为了拍这部纪录片，拜师老黄当棒棒。他第一天上工时发现：“肩上负重步子就迈得快，这是最本能的反应。”
骨骼肌肉的刺痛，逼着人赶紧往前走，赶紧到地方卸货。尽管对棒棒来说，卸了这一担，还有下一担。
担子逼着他们一直快步往前走。
前半生的担子是饥寒，人生下半场，老黄的担子是女儿。
逼着他快步走进重庆城，成为一名棒棒，去挣明天的早饭钱。
老黄很早就想卸下棒棒，等把女儿养大了就卸。
可在女儿18岁那年，他突然当了外公，女婿是女儿的网友，比她大一岁。
年轻的小夫妻连收入都没有，老黄只好为了外孙继续当棒棒。
为了给外孙一个好点的成长环境，老黄支持他们在镇上买了一套二手房。首付东拼西凑十万，接下来两年每年交十万。
为了外孙买的房宽敞明亮，可全家人都为了还钱而四处奔忙，女婿去西藏修路，女儿在厂里做工。
外孙只能交给外婆带，成了山里的留守儿童。
棒棒一旦扛上肩头，就怎么也卸不下来。
但老黄仍然计划着，把账还完了就卸。
老黄在自力巷53号租的房子60块一个月，是他在重庆住过条件最好的。
这条老巷子，跟灯火璀璨的解放碑直线距离只有300米。
说不清是哪年哪月建的，虽然老黄住得很舒服，但也不知还能住多久。
老黄辗转租过很多房子，搬家一般都是因为“这里要拆了”。
拆迁让山城飞速焕新，也让老黄租得起的地方，一天天变少。
自力巷确定要拆那阵，何苦陪着老黄找好了新住处。
只是还没来得及搬，一天早上，他们出去巷子口的公厕蹲坑，回来就见到了一堆废墟。
出来的时候没来得及穿上衣，他就这么光着上半身，日夜徘徊在那堆废墟前，守卫压在砖头木屑下的2300块钱。
2018年，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的时候，老黄女儿的房贷已经还清。
但镜头里的老黄坐在一辆新车前，赖在地上死活不肯起身。
他的女婿“不知天高地厚”，刚还完房贷又来贷款买车。
老黄想让他把车退掉，没有成功。女婿开着车带一家人出门，问他：“老头，舒不舒服？”
坐在后座的老黄没有回答。
“棒棒”这个职业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老黄算是第一批去当棒棒的人。
几十年过去，老黄也是最后一批还在当棒棒的人。
在重庆最需要棒棒的时候，他们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多的时候能挣两百块。
不怕吃苦的人，比如老黄，总能有点盼头。如今一早出门，“早饭钱还没挣回来，午饭时间又到了”。
咽下去的苦难没有少，少的是“吃苦”能改变的东西。可老黄除了继续做“最后的棒棒”，没有别的选择。
下力的人
住的地方叫“自力巷”，主要工作的地点叫“五一路”。何苦说，老黄和这个城市最劳动的街巷紧密相关。
棒棒这样的体力劳动者，重庆话里叫“下力的”。
下力的人，自有下力的哲学。
“棒棒要背起来”，说的是尊严；“力气是压出来的”，说的是活路。
雇主有多少东西，不管挑不挑得动，先往肩膀上压。压着压着，就挑得动了。
没有想不想做，只有多少钱一单。
老黄曾被一户人家雇去掏掉进厕所的狗食勺子，位置不好，雇主让他跪厕所地上。
作为自力巷最爱干净的棒棒，老黄有些顾虑自己的衣服。雇主说厕所地板是干净的。
反而是老黄这身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衣裳，洗得再干净，恐怕也看不出来。
老黄最后问了一句：“多少钱嘛？给20块钱嘛？”
雇主答应了，催他赶紧做。
于是老黄撸起袖子，缓缓跪到了厕所地板上。
下力的哲学，还有一条是不怪别人。
几天没开张，是自己运气太差；今天挣了67块，是因为新收的徒弟何苦带来了好运气；
房子拆了，家当埋在废墟中，也不怪别人，是“我们自己太拖沓”。
老黄的娱乐是另一种哲学。
没活干的时候，他喜欢拄着棒棒看别人打牌。
“他必须喜欢。因为这是唯一的文化生活。”
打牌的人大多是老黄的同行。
这些年，需要棒棒的人越来越少，在街边等待召唤的棒棒、建筑工、水管工，没活就聚着斗地主。
老黄不打，只看。
下力的人，赚钱有多不容易，花钱就有多俭省。
即使老黄这么遵守“职业道德”的人，也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废品里掺灌满了自来水的矿泉水瓶；
会趁夜黑无人，悄悄把雇主要求运到指定地点的装修废料，倾倒在附近拆迁的废墟中。
但有时候，老黄又大方得奇怪。
五一路的涂料店门口是老黄的固定业务点，自力巷的另一位棒棒老杭经常跟他一起蹲守。
他们有约定，一人一单，绝不哄抢，“除非有人不在现场”。
后来老杭的腿伤越来越严重，老黄就经常“不在现场”。
前几年重庆曾用过这么一句宣传口号：“大山大水不夜城，重情重义重庆人。”
在五一路的涂料店门口，棒棒老黄“不在现场”让出去的五块、十块，大概就是对“重情重义”最好的注解。
大部分时候老黄都毫不起眼，说话声音不大，不爱出头。
但该他犟的时候，他也一点不肯让。
有一次他在三峡广场挑东西，跟雇主走失了，竟然站在原地等了四五个小时。
何苦匆匆赶过去，既震惊于老黄没有动那些看着很值钱的货物，又疑惑他为什么不交给警察算了。
老黄的理由很简单：“交给警察，谁付我工钱呢？”
后来终于找到了雇主，别人要多付大额的谢礼，老黄不要，但坚持多收十块钱的工钱。
“本来是20块钱，我等了几个小时还淋了雨，你必须多给10元。”
徒弟何苦一般不抵抗老黄的人生哲学，也抵抗不过。
刚来的时候跟老黄约好，第一个月，老黄当师父带他认路、接活，赚的钱都归老黄。
一个月结束，老黄拿着账本和一打有零有整的钱，要跟何苦平分。
白让人干一个月活，老黄过不去这个坎，别人会说“这个棒棒心太黑了”。
他的账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只有他和何苦能看懂的每一笔收入。
何苦坚持不要，不会算账的老黄只好一张张把纸币分成两堆，同样面额的，一边一张。
镜头扫过导演何苦，他看起来快要哭了。
即使是在生病这种大事上，老棒棒的生命哲学，何苦也无可奈何。
老黄第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半边身子发麻，何苦要送他去医院，被拒绝。
在小诊所里量的血压，高到大夫一直劝他去住院治疗。
第二次是自力巷被拆、他们流落街头，老黄突然发病。何苦背着他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说“钱我来想办法”。
但老黄还是不肯，他坐在地上，拖都拖不动。
“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赚了。”
“死也要死在这里。”
不去医院是为了省钱，不去休息是为了赚钱。
这是所有穷苦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但自力巷和五一路有自己的规矩，老黄的病情传开后，他差不多失业了。
高血压加脑梗塞，没人敢请他干活，怕出点什么事，担不起责任。
老黄无奈之下回了女儿家，女儿请假照顾他，女婿骑着摩托车赶回来，半夜去找很远的“神医”，给老黄求药。
孝顺的孩子对老黄好，老黄也对他们好。
于是病情刚养好了一点，他就又回去扛起了棒棒。
有一次，老黄扛着棒棒穿过人来人往的广场，看见一个残疾的乞丐。
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钱给他。
乞丐抬头看见了他的棒棒，连连摆手不要。
一个六十多岁的下力的人，一天的收入也许还真没乞丐高。
但老黄弯下腰，坚持把那一块钱放进了乞丐的碗里。
这个时代
连苦都轮不到他们来吃了
作为老黄的学徒，棒棒界难得一见的年轻血液，何苦不是没有试图改革。
解放碑的生意越来越少，他就提出进军朝天门批放市场。
老黄不愿意去，因为那边有自己的“家棒棒”。像他们这样没人脉的生人过去，是“野棒棒”。
几天没开张后，老黄还是跟着何苦去了。
没有门路，只能从朝天门的家棒棒手里接转手单，并付给他们抽成。
第一次接到活，何苦扛着东西错走了商场的扶梯，罚款200元；
第二次，搬货的时候他们不小心打破了雇主的水瓶；
第三次，老黄精心保养的一辆二手木板手拉车，被压坏了轮子。
在又一次爆发争吵后，进军朝天门的改革计划宣告失败。
在五一路，即使生意一天比一天少，但老黄是“家棒棒”，走不丢。
看病吃药有常去的诊所，家当没了连衣服都没得穿的时候，会有跟他一样苦的棒棒，愿意分他一件衣裳。
自力巷里的棒棒，也不是每一个都像老黄。
有多年前算过一卦，坚信自己一到60岁就会转运的、已经59岁的老甘；
有因为腿伤不断宣布“退出棒棒行业”，又因为“钱没了，病还在”不断复出的老杭；
有号称全重庆的人他都认识、常常来投奔自力巷，却没人知道他是哪里人的老金；
还有欠着几个月房租不交，一心只想靠打牌翻身的外地人河南。
为什么当了棒棒？为什么还在当棒棒？
好像每个人都值得拍一部单独的纪录片。
每个人都不同，除了同样以苦为底的人生。
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一无所有，在自力巷53号，棒棒们相处起来分外坦诚。
一起吃从美食城的餐桌上捡回来的食客吃剩的串串，一起嘲笑年夜饭只能吃稀饭还非说里面放了白糖的河南；
但在河南没饭吃的时候，老甘去大排档工作，出门时又总会带上一只桶，给河南打包老板剩下的稀饭。
山城早成了桥城、路城，当年只有棒棒能上的坡坡坎坎，现在多的是其他的门路。
除了何苦这种想不开的，没有人会来做棒棒。
再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可以去学开车、学装修、加入建筑队。
什么都比当棒棒强。
但老黄们不行。再小的工头，也不愿意要年纪这么大的工人。
好不容易找到给厕所贴标志牌的临时工，老黄还因为不识字，把男女贴反了。
赖以生存的力气渐渐消失之后，他们身上唯一能引来雇主青睐的，只剩下惊人的便宜。
《最后的棒棒》拍到后来，我有点不知道何苦到底是为了拍继续拍，还是为了改变点什么而继续拍。
他带着摄像机去做工地上的零工，遇到一个棒棒出身的包工头，因缘际会，自己成了小包工头。
他叫来自力巷的棒棒们，从大老板手里承包小工程，收入稳定，有饭吃，有地方睡。
棒棒工程小队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他的师傅老黄，家里的几间土房，盖了20年还没拿到产权证。
为了这事，老黄每年都要跑好几次，这次有摄影师跟着。
15天之后，老黄的产权证办下来了。
路边宣传说“免费体验包治百病”的理疗店，哄老黄进去免费体验之后，要收五百多块“产品费”。
镜头死死对着老黄掏出来的钱包，几层塑料袋裹着，中间趴着一卷皱巴巴的纸币。
最后，理疗店的人突然说，算了，这个钱我们不收了。
重看一遍，我才发现老黄家的墙上其实写着他的名字：黄泽庆。
六十岁就会转运的老甘，虽然没有转运成为大老板，但他老家村里积极地给安排他去住养老院，“有饭吃，有人照顾，硬是跟住宾馆一样”。
在银行门口被骗走一千多块钱积蓄的老杭，纪录片播出后，收到有人匿名寄来的忏悔书，并还了他一部分钱。
导演何苦曾在一次采访里说：
“我不会拍令人绝望的作品，一定是要做快乐的作品，我绝对不会做让人消极的作品。老黄都那样了还坚强地打拼，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在镜头里出现过的自力巷的棒棒们，都已经离开了棒棒行业。
有人是因为病痛、衰老，有人是因为实在挣不到钱了。绝望还是幸福，只有他们自己有资格评价。
镜头无法追随全部的人生。但愿他们在镜头之外，真的都追求到了幸福的生活吧。
不苛求正确，只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