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灾难成国殇
1900年，是一个令全体中华儿女黯然神伤的年份。
那一年，两千多名八国联军士兵轻松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出逃，留下一大批惊慌失措的王公官僚，以及少数誓死抵抗的军人。
世界各地都满怀激情地迎接新一个世纪，中国却在新纪元的门槛上留下了“首都被攻占”的耻辱记忆。
经过一番充斥着哂笑与奚落的掠夺后，侵略者们和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
1898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押解到菜市口斩首。
看着路边百姓麻木而又酸楚的眼神，谭嗣同仿佛忘记了身上的枷锁，仰天长啸，直抒胸臆：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本以为他的鲜血与呐喊会惊醒更多的国人，会让满目疮痍的清政府产生疗愈自我的愿望。
可惜事与愿违，更大的灾难在两年后猝然降临。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残存的一丝尊严也被列强无情撕裂。
这个从长白山发轫的古老帝国，俨然走到了自己命运的最后拐点。再不变通，清政府断无任何延续的可能。
于是，以张之洞、袁世凯等官员为代表的开明派纷纷上奏，建议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顺应时势，作出必要的改革决策，有的官员甚至这样倡导：
“愿自至以往，维新者当实事求是，守旧者毋至死不变，同心以谋富强。”
作为清政府的实际掌控者，以往的慈禧太后，对所谓的变革与变法不屑一顾。
毕竟，朝中还有翁同龢等一大批保守派官僚来捍卫大清皇族利益。毕竟，百姓的愤懑还不足以动摇清朝的统治根基。
但这一次，她也敏锐地察觉到情况的不同。
在庚子赔款、李鸿章等人谢幕的背景下，汉族开明派官僚的实力又扶摇直上，所以他们的政治诉求绝对不可忽视。
1901年，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布实施新政。这个决定，究竟能给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谭嗣同被斩首）
回光返照促新政
说到新政的改革内容，涉及领域主要在政治体制、工商实业、军队体系和文化教育以及民事法律五个方面。
政治体制角度，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设置国会，并规定君主权力范围和臣民的权利义务。
概括而言，就是君主适度让出权力，百姓适度获取权利。
工商实业角度，颁布各类商业性质的法律章程，鼓励民间发展实业和成立商会团体，让中国经济全面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
军队体系角度，全面淘汰旧式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36镇新军，并废除唐朝以来的武举制度，建立武备学堂。
文化教育角度，废除隋文帝以来的科举制，设立新式学堂学校，并对外输送留学生。
民事法律角度，仿效西方各国，推出各项近代化的法律章程，对国民权利和义务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与保证。
看完这五大领域的改革后，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清政府而言，最难以迈出的步伐，就是在这政治体制上面。
当时的西方各国，主流政治制度无非两种：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共和制，二就是以英国和日本为首的君主立宪制。
从慈禧的角度讲，她必然不会倾向于美式民主共和，因为那样就等于葬送了大清王朝的江山。
所以，她在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探究邻居日本在君主立宪制建设上的心得。
作为五大臣之首，镇国公载泽一度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虚心请教：
“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
对此，伊藤回答：
“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为了写出一份让慈禧满意的可行性报告，载泽等人甚至登门拜访了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
最后，五大臣在报告中提及了君主立宪的三大优势。
第一是固皇权，可以让大清皇室万世永系，固若金汤。
第二是弥内乱，可以让对政府给予厚望的开明派官僚，以及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放下执念，拥抱现实。
第三是阻外患，可以让抨击清政府专制独裁的西方列强看到实质性的改变，从而减轻对中国的压榨。
看完报告，慈禧满心欢喜，决意推行君主立宪体制，并加快其他四大领域的改革进程。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慈禧本以为帮清政府找到了一剂救命良方。
可谁能想到，这一系列举措却让清政府就此走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积重难返不归路
之所以说清政府走入了深渊，原因在于它深深侵犯了这几大群体的利益。
第一，是老百姓的利益。
像设立报馆邮局，建设铁路电路，兴办工厂等等举措，没有一个不需要资金投入。
既然涉及到资金投入，那么清政府唯一的策略就是增加税收，因此老百姓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
对于老百姓而言，什么报馆邮局铁路电路，统统都是洋人的事物，对他们“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生活没有任何价值。
而且，无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还是各项新政的财政支出，最终都需要由老百姓来承担，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支持这些对自己没有帮助的措施。
第二，是读书人的利益。
回顾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士大夫与皇权达成了一种潜在的默契，然后由两者来共治天下。
科举制度又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了这种政治默契，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士大夫。
无数寒门子弟也通过十年苦读来跻身士大夫阶层，从而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
可新政一经宣布，就把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废除，顿时让无数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拍案而起。
读书人阶层，就等同于笔杆子和话语权。清政府得罪了他们，就等于让他们站起来戳脊梁骨。
任凭你修建多少新式学校，派遣多少留学生，也难以抵消这股庞大的传统知识分子势力。
第三，是开明官僚的利益。
清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要实行君主立宪，但满清贵族们也要求设置一个预备立宪期。
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准备，让中国实行平稳过渡，慢慢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这一来，以袁世凯等开明官僚为首的改革派就开始不满。
他们并不是不接受预备立宪期，而是不接受满清贵族的有意延迟和执行不力。
慈禧去世后，满清贵族们的执行力就大幅下滑，让袁世凯等人看不到积极行动的迹象。
由于袁世凯手里掌握了新军，满清贵族们还是有所忌惮，于是干脆仓促设立一个临时国会。
当袁世凯满怀希望地打开临时国会成员名单时，却发现清一色都是满清贵族，没有自己和任何汉族官员的身影。
如此一来，袁世凯彻底心灰意冷。加上军事决策层的排挤，袁世凯心中最后一丝忠臣的火焰已然熄灭。
民心向背，文武阶层，统统在历史洪流中站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袁世凯）
道是无晴却有晴
1911年，武昌新军的一声炮响，彻底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
一时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看似幅员辽阔的大清帝国，瞬间变成了失道寡助，各路声讨的末路王朝。
值此危难时刻，清政府向军队寡头袁世凯抛出橄榄枝，收到的却是不屑一顾的哂笑。
袁世凯逼宫，段祺瑞劝降，孙中山起事，内忧外患同时爆发。
眼望华夏大地上汹涌澎拜的革命洪流，隆裕太后和载泽等人如梦初醒：王朝崩溃，已经是无法逆转的定局。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宣告寿终正寝。
回首晚清新政，看似各项内容充实而又美好，但一切都来得太晚太迟。
如果在戊戌变法时期，甚至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就果断顺应时势，积极推出各项改革，或许一切可以卷土重来。
可惜的是，历史不存在任何假设，理想非常丰满，现实尤为骨感。
更重要的是，作为新政改革的核心，清朝皇室始终不愿意彻底割舍专制特权，不断幻想通过宪政的形式来为专制帝国披上合法合理的外衣。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最终也被广大人民看透并唾弃。
既然君主立宪救不了中国，那么只有让星星之火彻底燎原，为古老大地注入全新的气象。
清朝覆灭后，尽管革命者们历经挫折，却始终朝着心目中的宏伟目标前仆后继地奋斗着。
1921年，一帮热忱的理想主义者泛舟嘉兴南湖，静静开启了另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