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发生，会否带来新一波婴儿潮？
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不久后，由于大部分人都宅在家中，当时曾有言论认为，这一年年底可能会迎来婴儿潮。然而，2020年已过，目前部分地区公布的数据来看，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202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要在今年4月份才公布，不过，目前部分城市如广州、温州等地公布的新生儿数据，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多城出生人口下滑幅度大
日前，温州市妇幼健康指导中心发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数据：温州市出生人口近6年来再创新低。
数据显示， 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3230，比2019年同期减少19.01%。其中产妇为温州户籍的活产数48357，比2019年同期减少19.47%；产妇为非温州户籍的活产数24873，比2019年同期减少18.1%。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温州市出生人口历史最高峰在2012年，分娩活产数是144988。相比2012年，2020年下降了近50%。
一线城市广州的降幅也非常大。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从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看，近10年，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但迅速回落，广州2020年回落至19.55万，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宁波市卫健委去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同比下降19.24%，二孩率下降2.50%。根据半年生孕合计数占全年出生数比例，该市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宁波户籍人口出生预报，预测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数约为3.6万人，与2019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
那么，这些城市为何下滑幅度较大？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出生人口减少，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在于育龄女性的减少。“目前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已经不是减弱问题，而是相当弱了。”董玉整说，这几年结婚人数下降较快。2020年与2019年相比，育龄妇女减少明显，有资格、能够当妈妈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出生人口也必然减少，这是重要的客观因素。
疫情期间，虽然人们宅在家的时间增多，夫妻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多了，但疫情期间带来的多种不确定性，也对生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疫情期间，学校没有开学，小孩天天在家，要上网课，年轻父母压力更大。一个孩子都这样，以后两个孩子更忙不过来。这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未来抚养负担的担忧。”董玉整说，这种负担，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精力和时间上的。
董玉整说，疫情期间，有些人觉得疫情来了，收入下降或者工作没有保障，收入减少了，但生活支出的东西也许增加了，感到经济方面有了更多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特殊时期对人们的生活包括生产生育会带来一些限制。比如疫情期间有的人觉得去医院检查挺麻烦的，到处要测体温，甚至要求核酸检测。还有对整个家庭社会关系的担忧，有的人本来就有基础病，在疫情期间，会增加其它的关于健康的现实担忧。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关于生育的整体担忧，影响到现实的生育行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对第一财经分析，2020年生育的数量肯定下降，“因为2020年之前怀孕的是没办法的，但是疫情期间，大家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疫情到底啥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可以到医院检查？所以疫情对于生育不会有正向的影响，而且还有负面的影响。”
广州某热门三甲医院生殖科医护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20年4月以前，到医院看生殖不孕不育的人比较少，当时的专家号都比较好预约，到5月以后，如果不提前几天预约就没有号了。
叶青分析，从时间段上看，2021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可能会有所反弹。因为疫情刚来时，大家比较没有信心，但是后面中国疫情迅速控制住，人们的信心也恢复了，这对生育也会带来积极影响。
表：21世纪以来历年出生人口
育儿成本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
除了疫情影响外，近年来生育率的下降，还有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经济负担重、育儿压力大、经济激烈等因素。
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十分明显，人口大城市化也带来生育率的下降。
董玉整说，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明显。比如，珠三角地区对内地、对广东省内的其他地市就具有较强的人口虹吸效应，出现较强的人口聚集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聚集的大城市，生育率反而相对下降更快。
董玉整说，年轻人到了大城市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生存时间分隔越来越细，时间紧迫感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城市住房紧张，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工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年轻人在时间分配和精力支撑上对生育孩子的意愿逐渐淡弱，动力逐渐减退，被忽略甚至恐惧感就会产生，从而在生育动机、动力上都出现了不足、不力、不积极的现象，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影响整体生育率的保持和提升。
“放眼全球，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越是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生育率越是下降；越是个体自由程度较高的地区，生育孩子的意愿越是淡弱。比如，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董玉整介绍，日本自2007年以来，人口数量就一直呈下降趋势。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7万人，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2020年人口都进入了负增长时期。俄罗斯已经连续四年出生人口下降。
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日前对媒体表示，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居住地、养育压力、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目前，房价收入比偏高，育儿成本高昂，托幼、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照料压力、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
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分析指出，（目前）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显示，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家庭育儿负担较重。57.3%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经济压力较大。6.1%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65.1%的家长反映在2000-6000（含6000）元。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60%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3000元（含3000），10.7%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
山西省统计局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上，54.39%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2000元及以下，还有28.33%和13.88%的受访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2000——4000元（含4000）和4000-6000元（含6000）区间，另有3.40%的受访者家庭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这意味着，这个家庭一年花费在育儿费用的支出将达到72000元以上。
针对生育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包括杭州、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比如杭州市近期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的通知》营造支持家庭育儿环境，加强公共场所和单位内部母婴设施建设，结合小区微治理，打造家门口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驿站，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