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全球化的终结吗？

近百年来，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有所放缓，出现了典型的逆全球化现象。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的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态势明显。

在全球化面临重要关口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全球经济交流、供应链协作、人员与物资流动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给全球化发展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全球化何去何从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世界经济低迷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史无前例的疫情危机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短期影响，对其长远的变革也将产生影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进入再平衡的调整期。世界经济低迷引发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质疑，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传播进一步降低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尽管依然保持着中高速经济增长，但也进入了经济调整期（见图 5.21）。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较为悲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 GDP 增速预期由 3.3% 降至—3%，美国 GDP 增速由 2.0% 下降至—5.9%，日本 GDP 增速由 0.7% 下降至—5.2%，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GDP 的预期平均增速下调至—1%。

世界经济低迷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使得某些国家既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比较悲观，且难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足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加剧了其对全球化的质疑。

（二）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的脆弱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暴露了生产全球化下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的脆弱性。全球供应链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以发挥企业的比较优势和降低生产成本（见图 5.22）。

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与其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核心企业与其销售商及至最终消费者之间，依靠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撑，实现供应链的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达到物流、价值流、信息流的协同通畅，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要。

但新冠病毒无差别的区域传播对整个实时生产系统造成了严重阻碍，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了严格的交通运输和人员流动等管制措施。未来一些国家可能会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采取保守态度，供应链可能会主动趋向贴近本国市场。

（三）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有限全球化”可能出现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可能出现调整，“有限全球化”可能出现。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应急物资的储备问题成为焦点，企业出于成本考虑无法对其进行长期储备，必须由政府从公共利益和安全角度出发来维护。

此次疫情暴发后，短时间内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医疗崩溃的状况，反映出大多数国家缺乏一套体系确保极端情况下的应急物资储备，这场疫情会让每个国家重新认真思考未来如何维持某些关键物资的储备。

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全球配置，一些发达国家产业出现“空心化”，研发基地留在本土，中低端制造业布局于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无疑会对这种模式产生冲击，一国产业结构布局应基于国家基本安全还是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这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基本布局已经成型，生产在追求经济效率最优的目标下，必要时会融入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其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主要经济体未来除在国家安全领域外，还会将与基本民生联系非常紧密的生产部门进行适当调整。

比如，美国可能希望在疫情后逐步把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产业链尽量留在国内，或者把产业链重新配置在和其政治体制、价值观一致或者没有潜在冲突的国家中。这些国家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提高进口关税等措施来维护本国利益，从而形成一股逆全球化潮流。但也应该看到，无视企业重大经济利益的希望很难完全成为现实。

（四）疫情背景下全球化的发展对各国提出更高要求

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既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融合，也对各国提出更高的竞争要求，因此催生出区域性的利益集团合作以应对全球竞争，新冠肺炎疫情对此也形成一定冲击。

有学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是“是以领土与地缘政治经济联系为基础的次国际体系组织形式，是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与策略”。区域一体化将国家行为体的民族主义与利益以集体的形式体现出来，进化出超国家的机构，给全球化的互动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元素。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德国、法国先后宣布限制医疗物资出口，德国和波兰曾扣留运往意大利的口罩，此类“各家自扫门前雪”的举措反射出区域经济政治同盟体的脆弱性。若欧盟不能有效应对，区域一体化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或会加剧全球民粹主义风险，增大全球化的阻力。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一般出现在社会转折期，并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加大、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尽管反全球化者主要反对的并非全球化本身，而是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全球化发展的不公正与不平衡等消极影响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复兴。

此外，在全球化网络的推动下，民粹主义能够突破局限于一国或区域内的传统形态而表现出国际化的倾向，反全球化已成为全球民粹主义共同关注的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使社会民众感到恐慌，民众对于疫情的发展没有可靠的预估，但可预料到的是经济问题的加剧，叠加各国在防控方面行动迟缓等问题，触发社会的不满与愤懑情绪。部分民粹势力将疫情问题归结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人员流动等，通过挑起舆论风波，冲击全球和各国治理体系，给全球化发展增加了的阻力。

全球化仍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但全球化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革。正在孕育的新动力将会在未来全球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新冠肺炎疫情将推动数字全球化的发展

数字全球化是抗击疫情全球蔓延、保障跨境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可行路径之一。依托各类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普及，传统的线下经济跨境活动将转移至线上，数据的跨境流动将部分代替人员的跨境流动。

推动跨境贸易、跨境办公、跨境医疗等多方面数字化，能够解决非常时期因物流、人流阻断所造成的经济、医疗等交流阻滞。

推动跨境贸易数字化，短期内能帮助全球出口企业匹配海外市场需求，恢复贸易链条各环节的正常运转，长期有助于提升跨境贸易全链路的运转效率，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提升贸易企业应对疫情等风险的能力；推动跨境办公数字化，短期内能避免人员跨境流动所导致的疫情全球蔓延问题，尽可能保证跨国公司正常工作的顺利开展，长期有助于提升跨国公司的数字化运营水平，降低跨国办公协调成本，增强防范疫情等各类风险的能力；推动跨境医疗数字化，短期有助于阻止疫情在卫生条件较差国家的传播，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同时可以综合利用各国优势医疗资源和专家团队早日研制出治疗药物，长期有助于弱化医疗资源在国家间、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促进国家间的医疗合作研究与协同创新，提升全球的疫情防控能力。

（二）新冠肺炎疫情将催生更积极的全球合作模式

此次疫情告诉我们，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都不可能拥有全部资源，因此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即使一国有能力制造出全部所需的物品，在时间上也来不及，此时国家间的合作最为重要，打造一个合作协调机制也十分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积极介入疫情防控和全球卫生政策协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面临一些指责。这种指责是不客观的，当疫情到来时我们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不应求全责备。

况且世界卫生组织各方前期的行为更多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全球面临此次疫情没有形成快速反应和紧急政策合力。

由此可见，我们缺乏一个全球治理规则来应对极为特殊情况下的种种问题，未来一种新的更为合作化的世界主义、一种更积极的国际合作立场或将得到发展。

（三）全球支援抗击疫情，凸显全球化的必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新冠病毒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应对的灾难，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需要全球共同面对。

用抑制流动的方式来阻隔疫情是一种临时性的办法，不可能长期化。疫情促使的全球合作和各国为遏制疫情所做的共同努力，使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论是应对疫情的医学或流行病决策，还是经济、政治选择，都会由一个国家影响到整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鉴于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共同努力想办法是比较现实的途径，企图通过把别人推下船来保护自己的做法，很可能导致自己先掉下船而无人愿意施救。

（一）逆全球化长期存在

逆全球化作为全球化发展的孪生兄弟，在全球化各方利益的角逐和较量中长期存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销自由贸易政策，同时通过与多个欧陆国家签订《科布登条约》等来相互降低关税、促进贸易，推动全球化达到历史高潮。但随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衰退，欧陆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决策，以降低关税为主要标志的自由贸易条约网络很快遭到破坏。

20 世纪 30 年代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同样推使着逆全球化的风潮，美国 1930 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和 1934 年的《贸易协定法案》大幅度提高了一战后本已下降的关税，英国关税税率提高了 10%，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跟进。

二战以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也不断受到各种“逆流”的挑战，受苏联控制的经济互助会与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分庭抗礼，整个世界被人为分割为两个彼此隔绝的贸易体系。面对欧洲各国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日本在亚洲的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重拾贸易保护主义。

20 世纪 90 年代休克疗法在转轨国家的失败和金融自由化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满，发达国家在贸易协议中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如农业补贴、进口配额限 制等）。

（二）疫情不会宣告全球化的终结

我们要正视这场疫情对于全球化的冲击，但它不会宣告全球化的终结。

全球化需要互联互通，但应对疫情需要隔断，疫情的加剧会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产生冲击，也会对贸易、生产、投资、服务的一体化带来冲击，甚至可能冲击这些一体化背后的规则一体化。

传染病疫情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而且不乏同一传染病疫情多次出现的情况，从历史经验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往往集中在中短期。自世界卫生组织 2007 年颁布《国际卫生条例》以来，全球共发生 6 次被认定为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传染病疫情，前 5 次分别为 2009 年的甲型H1N1 流感疫情、2014 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 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5—2016 年的“寨卡”疫情、2018 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就实际情况看，之前发生的传染病疫情会限制人类的经济活动，但并不能彻底破坏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疫情期间生产、供应等相关经济活动能力受限，但供给能力、需求欲望仍然存在。

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的全球化几乎已经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从产业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已经不断细化，产业链依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跨越国界趋向最优，逐渐表现为生产要素国际化、产品国际化、生产过程国际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

全球的自由贸易通过降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壁垒和限制，帮助参与全球化的各国在国际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优势定位，更为充分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商品货物贸易占全球 GDP的比重为 46.12%。生产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相结合，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对效率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部门进行改造升级，为经济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资本的全球流动有效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资金不足问题，与资本同时引进的外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养，推动了其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资本也随着所在国家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获得丰厚的回报。

本文综编自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世界金融论坛秘书长冯兴科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全球化的终结？》。

《全球化的终结？》深入探讨逆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金融开放、数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银行境外发展等经济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