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晚间听到双城的叶子先生去世，想起这篇2017年的文章。去过咖啡馆两次，没跟他说话，可是记得他的诚挚与温和，还有后来被封住的窗户。不知道说什么，只求理想可以更加长久。
秋天有一段时光是和夏木在南方过的。离开北国时，天气还是暖暖的，一过寒露，听说那里已是秋风瑟瑟，夜晚的天格外冷。我们都深深想念起北国来。在最好的季节离开这座城市，还失去了那种步履不停、美好的生活节奏，想想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
我们在南方没有固定的住所，但还是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工作的好地方。那是一家有个种满各种植物的院子的咖啡馆，树丛中还有两只白色的铁鹿，其中一只长着美丽的鹿角和一双目光呆滞的眼睛。
院子里有一棵长得像芭蕉树的植物。当天空起风或下雨时，树叶会婆娑起舞，打在玻璃窗的声音微乎其微，但你仿佛真的能够在窗的另一边听到它们摇曳的声音。这个时候，你还会看见自己的身影映在窗玻璃上，刹那间你和树叶以及玻璃都是透亮、清丽的。
我记得双城咖啡馆的玻璃窗也是这样的。很久以前的那个午后，我也是这样坐在窗边看外面的那棵树和玻璃上自己的身影。咖啡馆在方家胡同四十六号，石墙上挂着一个黑色、镂空的“双”字。窗外是一条狭长而坑坑洼洼的街道，人们的房子外停着残破的自行车和陈旧的三蹦子。有妇人在胡同里经营扦裤边、换拉链的生意，在房门外挂起了告示牌，指示人们走进院内。隔着玻璃窗，身旁是一棵树干粗壮、斑驳的树，叶子是翠绿色的，没有长什么果子或花。一阵风吹来，树叶也跟着沙沙舞动起来。大部分时间这条马路都是安静的，时不时有居民和游客经过，有的走路，有的骑车，所有人都是慢悠悠的。
我们去咖啡馆是为了看画。第一次去，我们走了很长的小路才找到咖啡馆。那段时间咖啡馆在展览孤独症孩子的作品，画作不多，就挂在墙上，大多色彩艳丽、立体。阁楼也挂了几幅画，栏杆上还有一幅显眼的反核旗帜。阁楼离天花板很近，到那里的铁楼梯很短，有点暗，上楼需要脱鞋，人们可以躺着或坐在垫子上休息。楼下靠近吧台的地方有个架子，摆满了各种台湾的商品，蜂蜜、茶叶、咖啡粉、果酱、明信片，书架上放着很多台版书，都是些少见的好东西。
咖啡馆经常会放电影。那一天，我们虽然没能赶上放电影，却正好碰到店里放《天堂电影院》的原声。乐声悠扬，弥漫于整个咖啡馆，我们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后来，老白和小荷也来了。她们正好在附近，知道我们在这里，便过来打招呼。这样一场没有事先约定的见面，使我突然紧张起来。老白刚理过发，新发型剪得有点参差不齐，模样很有趣。她说话时偶尔会握着小荷的手，那两只手看起来都是温暖的。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新工作，还有彼此又想换工作的念头。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气盛，自以为能做许多事情。小荷像一只孤傲的黑猫，犀利而桀骜不驯，大部分时间她是安静的，张扬又自恋。
来的人渐渐多了，说话声此起彼落，音乐沉没下去。人们说话的神态都是充满自信的。我们离开时，店主人叶子和阿哲在低头沏咖啡。他们背对着人们，专心致志地工作，极少交谈，但在幽暗的灯光下，那身影都是极有默契的。
出了门，夏木问我：“以后还来吗？”我说：“来呀，下回要来看电影，还要叫上迪迪。”我回头看一眼身后那扇红色的门，暮光之下，它充满了苍凉的味道。窗边我们方才坐的地方，沙发上没有人，杯子也不在了。
我们后来却没有约迪迪去咖啡馆。那些年月发生了许多事，迪迪离开了北国，老白和小荷分手了，咖啡馆的那扇窗也因为荒诞的整治而消失了一半。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是想记下这家咖啡馆和从前的这些人。 | 林雪虹
文章亦发布在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上。图片为双城咖啡馆，来自咖啡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