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历史故事表面，从宏观的社会视野来讨论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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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大革命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会对革命中的一个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记忆，这个现象就是，巴黎民众对于行政部门有着极大的不信任，即使行政系统的首脑按照民众的意愿换了又换，他们仍然无法得到民众的信任。
在革命之前就享有极大声誉的拉法叶特侯爵时常因其保皇党倾向遭到议员的批判，杜穆里埃被怀疑为叛国者，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路易十六原本就不受信任，在经历了10月事件、国王出逃、以及被指通敌之后，人们对他的信任彻底丧失，最终导致了他被处决。早期领袖米拉波也因与宫廷频繁接触被人们将遗体拉出先贤祠。
即使是通过救国委员会掌握了几乎全部行政权力的雅各宾派，也在国民公会的指控下，迅速失去权力，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这些掌握了巨大行政权力的人士，时刻让民选代表们回想起专制君主的那个时代，并时时刻刻不提防着他们的行动。
不可一世的罗伯斯比尔，仅仅因为国民公会的指控，就立马跌下神坛
与之相反，民选的立法部门却掌握了极大的权威。制宪会议与国民公会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立法机关。民选的议员们在行使制宪立法职能的同时，对行政与司法权力不断进行着僭越。政区的划分由议会进行，对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议会手里，国王被迫将受议会信任的波尔克和吉伦特党人作为大臣，战争策略的制定也被议会所干涉，对国王路易十六的审判，直接由议员的投票结果决定，即使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救国委员会成员仍需通过国民公会的定期选举来决定。在外省，一部分行政官员，甚至也由选举产生。
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中，每天都在进行着富有激情的辩论
如托克维尔所说：“尽管他们一直在尽力地使自己从旧制度中剥离出来，但不知不觉之中，他们还是继承了旧制度下的很多感情、习惯与思想。”大革命中，民选的议会代表们将行政权集中在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手上，而不愿将大部分行政职能放心地交给一位或一群行政官僚，正是出于对旧制度中行政体制的反感。
在旧制度的行政体制中，中央行政集权是其最核心的内容。与大革命中的集权不同，旧制度的行政权并非集中于议会手中，而是集中在非民选的行政部门手中在具体运作中，“中央行政集权”实际体现为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如果用一幅图来形象地表现这套体系的话，应当选择树状图：位于顶端的其余点衍生出分支向下延伸，分支再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最终形成一副如同埋于地下的树根一般的图像。
国王位于整个“树根”的顶端，行政权集中于他和他的御前会议手中。在地方上，代替国王的则是各个地方的总督。当整个体制运作时，国王需要使用这套官僚体系层层递进地将权力以政令的形态由顶端向下传输。
但是，位于“树根”末端的不是职位最低的行政官僚，而是游离于官僚体系之外的臣民。这些体制外民众在理论上虽与官僚称不上是上下级关系，却是政令的最终落实对象！他们虽身处于行政体制之外，却是切身感受到体制内高层人员关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影响的一群人。
法国社会在中央行政集权下趋于“官僚化”。在法国中央行政集权最强大的地区，由于社会基层的自治团体的式微，或是被取缔，来自顶端的权力可以垂直传导至每个人身上。民众难以找到一个自己从属的、需要自己对之负责的自治团体，却很容易找到管理自己的行政官员。行政官僚是政令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政令和政治决策的方向在决策层早已完成，下面的官僚们需忠实地执行政令，才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
行政系统的顶点——路易十六
由于制定政策的法国宫廷缺乏最基层民众的意见，这些与政令相关的民众无法成为决策者，只能被置于最末端，成为官员执行政令或进行管理的对象。通过强行要求民众服从自己未曾参与决策的政令，社会中不隶属于官僚体系的民众也被作为行政体制的最末端纳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宫廷完成了社会的官僚化，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行政机制。
法国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感太少，而受到的统治太多，这便导致一个现象——“政府取代上帝”（托克维尔语）。在“政府取代上帝”的体制中，民众难以参与到对政令的决策过程中，却要按照那些不符合自身情况的政令去实行。而且，自上而下的政令几乎没有道德优势，那些对民众自己产生切身影响的政令，竟不是出于自己、或是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士手中，而是出自与自己并无交集的总督，甚至是更加遥远的国王之手。
参加三级会议的成员是来自全国的代表，地方代表们对于国王相当不满
与官僚体系一样，官僚化的社会中，很容易区分上级与下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法国民众已然习惯将所有问题诉诸管理着自己的政府，因此，当被管理的下级——民众们感受到政治上的不满时，便会理所当然地向上望去，并轻易察觉到是谁在颁布这些令人厌恶的政令，并强迫自己接受。因此，他们开始痛恨国王、宫廷和总督
当一切不满之情的源头被找到后，不满之情就不再限于某一条具体政令身上，而是直接施加在行政系统上。托克维尔提到过一位总督关于买卖官职的言论：“（买卖官职的）巨款本当用于有益的事上，为城市及市民谋福祉，然而……城市和市民只感受到了政府的压迫……”可见，民众不单单是对买卖官职一事不满，还将其视为一种政府的压迫行为，不满随即被转移至体制身上。诸如此类的政令越多，对于体制的不满也会随之不断积累，最后让民众彻底丧失对行政体制的信任。
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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