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夏木和我还住在金台西路时，我们很幸运，拥有一扇能看见石榴树和画眉鸟的窗。一扇窗对我来说无比重要，那是我偷窥人们的生活的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在因为天气过于寒冷或勤奋工作而不出门的日子里，我和夏木经常一起站在窗前看路过的人和鸟。有时候我们会站在窗前深情地亲吻彼此，在妙不可言的瞬间，窗外总是有鸟儿在轻轻歌唱，我仿佛还闻到了石榴花开的香气。
我时常坐在窗前的书桌奋力地工作。那时候夏木还是每天朝九晚六地上下班。在他回来以前，这张书桌是绝对属于我的。白天黑夜，我们像工厂里轮班的工人一样，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想象、扮演自己所向往的角色。我们很幸运，能拥有一扇窗，即使窗纱破得令人怵目惊心，而且整扇窗都是从房东那里租借来的，但我们还是经常能忘乎所以地对朋友说，我们的窗外有一家饭馆、一所小学、一条马路、一间杂货铺、一个烤肉摊、一棵石榴树、一只狗等等。
几乎每一个来我们家做客的人都会站在我们的窗前。那是这些客人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做出的同一个举止。他们或站在窗前说话，或趴在窗前看风景、沉思。那个时候，我会偷偷地看一眼朋友的背影。我们太少面对彼此的背影了。
在谈到梦想中的城市巴黎时，我曾经对朋友这么说，巴黎之于我，其实就是一张书桌、一扇窗、几条街道和阶梯。其实，除了阶梯，其余的，我在北国都已经拥有了。当我能够肆无忌惮地絮说自己拥有的那些物件时，这其实也意味着我开始可以真切地感受这些物件所带给我的快乐或悲伤，甚至苦痛。我与我的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时断时续的联系，它们的存在在于我对它们的爱抚与目视，我的存在则由于它们而愈加清晰，从而被确立。
窗外还有一片长满杂草和蔬菜的院子。那是一个幽静、荒凉的院子。石榴树就长在院子中央。有时候院子里会突然出现一个老太太，她缓缓地围着她的番茄树和辣椒树转，低着头采摘番茄和辣椒。偶尔会有人来到院子里和她说话，他们会聊那天的天气和她的番茄树。起初是克制、礼貌的寒暄，然后是几声微笑，接下来，谈话声会越来越小。最后，谈话声会恢复正常，他们含笑点头道别。交换秘密与流言的时刻已经结束了。
隔着这扇窗，我们还能听见隔壁男人的叫声或撞击墙壁的声音。那是老太太的三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老大沉默寡言，老二经常发出“啊呜……啊呜”的叫声，他们都一样喜欢坐在窗边凝视路人。老三很少出现在窗前，他更多的是站在窗的另一边用随便什么东西敲打墙壁，撞击声总是很大，而且富有节奏。
我在搬离金台西路那天第一次去了老太太的家。那一刻，我深深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在赋予自己的窗过多的意义与诗意。这里的很多窗其实是破败不堪，无限忧伤的。
但海明威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的房子的确是有一扇充满诗意的窗。他和哈德莉在巴黎的生活一直是我很羡慕的。常常我在夜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流动的盛宴》（那是海明威最动人的散文），幻想着我和夏木很快也会在巴黎有自己的一扇窗。像在北国生活时那样，我们也轮流坐在窗前工作。我们心无旁骛，偶尔也会放下手中的书或停下笔来，听从街头巷尾传来的各种声音，或抬头看一眼巴黎的天空。即便天色总是一片阴郁，有时候还会下一场仿佛永远都不会停的绵绵阴雨，但这一切都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心情，因为我们如此幸运，能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巴黎生活，虽然那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段美好时光。 | 林雪虹
文章原刊于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北京晚报》，亦发布在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上。
图片说明：
图一为金台西路的家，来自咖啡香烟；
图二为海明威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74号的公寓，来自咖啡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