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危机和衰退提供了一个让我们重新思考政府作用的机会,特别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特殊机会。人们一直信奉的政府是市场经济负担的假设已经被揭穿。重新认识到政府还是传统的“第一出资人”,而不是最后的放款人,已成为后疫情时代有效决策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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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有多种形式,包括直接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优惠条件或政府担保发放贷款——更不用说中央银行发挥的扩张性作用,它们现在已经大规模购买了企业债券。这种援助应该是有附加条件的,比如要求公司采取减排目标,在薪酬和工作环境方面尊重员工利益。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商界重新发现有条件援助的好处(例如,通过登上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这种形式的政府干预不再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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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已经超越了条件限制,改变了所有权模式。出于需要保护国家战略基础设施的原因,德国和法国正各自收购或增加国家在航空公司的股权。但也有负面的例子。意大利汽车业救助计划的结果与法国大不相同。FCA集团已说服意大利政府向其子公司FCA意大利提供63亿欧元担保贷款,该贷款基本上没有要求强制执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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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有条件的救助远非国家控制经济的一步,而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引导生产力,实现战略上广泛的共同目标。但如果设计或实施不当,或者完全没有条件,它们可能会限制生产能力,让投机者和内部人士为自己攫取财富。但如果处理得当,它们可以让企业行为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确保可持续增长,改善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