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在铜管乐队和跆拳道风行于丫曳镇以前，镇上的女孩学的是芭蕾舞。
校长从城里请来了一个男芭蕾舞演员，每周给我们这些女学生上一堂舞蹈课。
安德鲁先生蓄着一头长发，体态略显丰满，年纪似乎有点大，一点都不像电视上那些金发碧眼、壮硕的舞蹈演员。他的声线很高，说话时经常突然伸出一只手，在半空中有节奏地轻轻挥动，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家那样。“娘娘腔。”我们在帘幕后面换衣服时，会压低声音说话，克制住不发出笑声。
舞蹈课还没开始，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想穿舞衣了。不像电视上看到的那些白色或粉色的凸凸裙，我们的舞衣看起来更像是由劣质的聚酯纤维和氨纶制成的泳衣。好在它们还是粉色的。
打从第一堂课起，安德鲁先生就告诉我们很快我们的舞鞋就会被运来了。它们从遥远的城市来，价格比丫曳镇所有的鞋子还要贵。它们总算和电视上的足尖鞋看起来一模一样了。华丽的淡粉色缎面，皮质鞋底，淡粉色丝绸缎带，褶皱精巧、细密。但那只是软足尖鞋，前端没有包裹并支撑脚趾的鞋盒，鞋底也没有为脚弓提供支撑力的坚硬的鞋骨。
“有了鞋子，我们就可以跳《天鹅湖》啦。”菲菲说。菲菲是主街尽头海南茶室的女儿，是掌上明珠，是我们当中最早发育的女孩。她喜欢穿着舞衣，下半身套上百褶裙，张扬地穿过整条主街来到学校礼堂。然后，她会故作神秘地藏在帘幕里，脱下裙子，等安德鲁先生召唤所有人时，才一脸天真、娇滴滴地跑出来。
菲菲说的其实是《垂死的天鹅》。安娜·巴甫洛娃活像一尊八音盒的陶瓷芭蕾娃娃，不停地旋转，颤抖，挣扎。那是安德鲁先生在第一堂课时给我们放的录像。“坚持到底，你们就能成为安娜·巴甫洛娃！”安德鲁先生奋力挥了挥手。
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安德鲁先生称那是热身运动。所有女孩围成一个圆圈，随着音乐或顺时针或逆时针地走。有时是模仿螃蟹横行或跳跃。安德鲁先生会发号施令。走。跑。跳。停。
他最喜欢说的还是这句——“踮起脚尖，高一点，再高一点，高到冬菇头那边。”这时我们会偷偷瞄一眼墙上国父的肖像（我们的国父是东姑阿都拉曼，从前我们会戏称他为“冬菇”），忍不住噗嗤地笑。
他会忽然喊“老鹰来了”，我们便像小鸡那样四处逃窜。我们心跳加速，双颊泛红，慌里慌张地笑着推搡彼此。我们对安德鲁那双巨大、饱满的手既恐惧又满怀期待。被逮着了就能当小天鹅了。小天鹅头戴华丽、耀眼的羽毛皇冠，站在圆圈中央，被我们这些平凡无奇的野鸭子包围着。她高贵又优雅，在安德鲁的指导下半蹲、擦地、小踢腿、伸展。噢，幸运的女孩。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跳《喂小鸟》。那是我们学的第一支舞。我不记得音乐的旋律了。应该是一支轻快、活泼的舞曲。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只小藤篮。安德鲁先生允许我们把藤篮带回家，按照自己的喜好用丝带或颜料装饰它。我把红色和绿色的缎带交缠在一起，将藤篮的提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在提梁的末端系了一枚蝴蝶结。我闻到了圣诞节的气息。
我们带着藤篮和丰富的想象力跳舞。挺直身子，双脚向外开九十度，微微抬头。半蹲，深蹲，擦地，小踢腿。右手伸进篮子里，抓起一小把米粒，一点一点地撒到那些觅食的鸟儿面前。
别忘了微笑。
遗憾的是，在我们家，美好的事物总是过早地被扼杀、终结。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一个午后，父亲让我展示两个月以来所学到的东西给他看。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我像表演哑剧那样跳起了《喂小鸟》。我们在饭厅里，父亲就坐在饭桌旁看我跳舞。我们离得很近。父亲蹙着眉头望着我。我回避他的眼神，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既欢快又自在。当我被选中扮演小天鹅时，当安德鲁先生的身体缓缓靠近我时，我也是这么做的。他用双手轻轻地扶着我，指尖温柔，我能感受到它们对我的赞许和期待。我昂着头，温顺地任人摆布，脸上却露出骄傲、倔强的笑容。
踮起你的脚尖，高一点，再高一点。
“你这是在跳什么？”父亲问。
“别学了。”沉吟了一会儿后，他说。
那是该缴学费的日子。我没有带钱去缴学费。很快我就再也没有去上安德鲁先生的课了。 | 林雪虹
十月的【观看的方式】由万辉选图，他选的是奥地利画家艾贡·席勒的《绿色的丝袜》。故事发表于十月三十日的《星洲日报》。当万辉发来这张图时，我第一眼就被这个女孩的眼神吸引住了。她看起来是那么地自信、孤傲（桀骜不驯？），双眼、鼻子和嘴唇都散发着叛逆、咄咄逼人的气息。她的着装和穿袜子的姿势使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舞蹈课。在丫曳镇时，即使不跳芭蕾舞，我也经常参与到各种庆典的舞蹈表演之中。我长得又高又壮，经常扮演男孩的角色。也许真是这样的，一对跳舞的男女中，更受欢迎的往往是那个娇小、甜美的女孩。那时的我总是缺乏自信，动作蹩脚，永远都不够灵敏。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也许就是我性格的底色，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被下意识、巧妙地隐藏起来了。
文章亦发布在公众号“咖啡香烟”（Coffee_Cigarette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