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先进先出，最快有望于年底恢复至潜在增速。同时，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府推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战略，即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吸引跨国企业在华投资，促进产业链持续升级。
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在工银国际的保守情景预测下，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就有望实现倍增。此时，“双循环”的“发动机”就是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但这并非无本之木，而是需要供给升级这一“启动器”予以支持，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缓解消费意愿的不足，并以新供给创造新就业，补上消费能力的短板。
“双循环“当然不是要取消开放政策，中国金融开放的步子反而迈得更扎实、坚定。“双循环”的“加速器”就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借助中国金融的高水平开放，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与更加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则是关键之一。
同时，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也将是“双循环”战略的重点。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数字人民币、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
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上海也亟待打造新一代金融城，既如能陆家嘴那般承接国内外的优秀金融机构，又要契合“双循环”下消费升级、数字经济等新赛道。曾参与打造香港、新加坡这两座顶级金融中心的香港置地向上海伸出了橄榄枝，于2020年2月拍下徐汇滨江的一幅商用地块，旨在打造融合了文化、活力、时尚、金融、科技五大主题元素的新一代西岸金融城。
上海徐汇滨江航拍实景图
消费、供给需同步升级
当下，“十三五”即将结束，“十四五”即将开启。回顾2015底时，我国经济总量为68.89万亿元，而到了2019年，GDP达到 99.09万亿元，消费升级在其中扮演了关键作用。2015年我国消费率为53.7%，到2019年提升到55.4%。从2014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6年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新冠疫情发生后，消费内需受到重挫，但3月后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尤其是二季度以后经济就开始恢复，三季度GDP增长已达4.9%，四季度预测大概率会在6%以上，这将会超过去年增速水平。其中，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接力前行，先是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再是出口回暖，如今滞后的消费也开始复苏，9月零售消费从8月的0.6%攀升至3.3%，消费也仍是下一步经济继续回暖的关键。
尤其是在“双循环”下，消费将成“发动机”，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顺应这一趋势，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内需潜力，将成为“双循环”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领域，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两条主线发力。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其二，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世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但是，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并非无本之木，供给升级需同步配合。首先，商品服务的供给亟待升级。一方面，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契机，将国内价值链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另一方面，抓住服务贸易回流的契机，推动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满足国内服务消费的新需求；加速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联系。
在打造西岸金融城时，香港置地意识到了消费和供给亟须升级的重要性，旨在改变人们对“金融城“不好逛”的刻板印象。西岸金融城位于科技与传媒巨头云集、国际活动丰富的徐汇滨江地区，拥有长达1.4公里的黄浦江景观岸线，涵盖写字楼、商业、酒店、会展、文化、体育、住宅等多类业态，香港置地也欲将其打造成“新一代金融城”，并有意拓展其会展功能，承办更多顶级艺术展、时尚大秀、众大发布等等，同时引入顶级奢侈品的旗舰店，激发人们更高端的生活消费热情，使人们即使不在此上班，也愿意将此作为购物、游览的目的地。
香港置地上海西岸金融城规划示意效果图
金融开放步入新阶段
作为“双循环”的“加速器”，金融供给侧改革也势在必行。伴随中国经济的“减速增质”，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日渐增强；伴随中国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位，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正在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
基于此，中国需要改变金融机构“大而不强”的现状，加速开放进程引入国际竞争者，以改善整体金融生态。
目前，国际巨头搭乘中国金融服务业全面开放的列车，正积极寻求在券商、资管、保险等领域的绝对控股。例如，瑞银、野村、摩根大通、高盛、摩根士丹利、瑞信已实现了对在华合资券商的绝对控股，且总部多数位于上海。今年4月1日，资管巨头贝莱德与路博迈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主体同样位于上海。正是自这天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这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迎来新里程。
除了金融服务业外，外资更是加速布局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外国投资者持有近1.9万亿元中国境内股票、2.3万亿元债券。由于疫情来袭，一季度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中国境内市场则被外资誉为“稳定器”和“避风港”。多家外资也机构提及，“开放中的中国股、债市场经受住了全球动荡的考验。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增配趋势将持续。”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定位又与新加坡、香港、伦敦老牌等国际金融中心并不一样——中国拥有自己的“福地”，即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更应该成为继续吸引国际投资者、做大境内市场的中心，目前众多外资机构进入上海，更多的也是希望服务中国境内客户，而非走出去；相比之下，新加坡、中国香港自身并无庞大的市场，因此更多是一个“开放市场”，从事更多的是国际业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的定位实则更宜对标纽约、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它们都拥有庞大的本地市场，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参与，国际投资者流入的资金远超流出做跨境业务的资金，上海亦然。因此，相比起思考如何成为第二个香港或新加坡，上海的主线在于深耕本地市场、更好地吸引国际投资者。当前最需要做的则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和法治，让外资更便利地在境内投资和募资。
香港置地曾打造了香港中环这个顶级金融中心，其有限的地块几乎装下了一整个“华尔街”，也将各种酒店和购物中心汇聚在一起，这得益于建筑的独特设计。香港置地首创空中连廊系统，早在1965年就修建了香港第一条有盖人行天桥，改变了商业逻辑，提升了城市效率，而这一设计也将被运用在西岸金融城中，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香港置地香港中环物业实景图
香港置地新加坡滨海湾金融中心实景图
在这轮金融开放中，除了老牌金融中心陆家嘴，众多顶级国内外金融机构也将入驻西岸金融城。依托母公司怡和集团及香港置地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截至2020年10月，西岸金融城已对接金融及创新客户40家，在10月18日的签约活动现场，东亚中国、汇丰中国、大华银行中国、普华永道、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平安银行上海市分行、中金公司(上海)、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久事集团、君合律师事务所、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共计15家中外资金融及专业服务机构，签署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驶入数字经济新赛道
为了避免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新赛道无疑就是数字经济发展，而上海也走在前沿。
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融合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其二，经济治理数字化。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天花板”，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力度与精度。
摩根士丹利认为，数字基建有助于提升城市的集聚效应，在容纳更多的人口和资源的同时缓解一些常见的大城市病，如交通拥堵及污染等。今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 基站、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以及电动汽车充电桩，预计2020-2030年新基建年均投资规模将达1800亿美元，几乎为过去三年平均水平的2倍。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也推动了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例如，疫情期间定位追踪和健康码的普及及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能提升了民众对于大数据应用和物联网的接受程度；中国的5G网络的铺设并未因疫情或者中美贸易科技摩擦而减缓，摩根士丹利预计，到年底将在中国覆盖300多个县市。上半年中国建成5G基站25万座，预计全年将达到55-60万座。
未来，金融和数字经济、科技的联系将更为紧密，并助力3.0金融城的高质量、差异化发展。目前，徐汇滨江地区的智慧谷已集聚微软亚洲研究院、亚马逊、央视、腾讯、阿里、网易、小米、联影等行业巨头，未来将有更多科技企业陆续进驻，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将为传统金融机构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