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日本东芝半导体事业部部长西川刚接到了一个国际电话，对面是韩国三星电子集团的高层，邀请他赴首尔一聚。
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对方说“周六周日”也可以，我就很难找到理由拒绝。
多年后，西川刚解释着这一趟几乎毁掉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韩国之旅，脸上挤出了尴尬的笑容。
尽管他做好了奔赴“鸿门宴”的思想准备，但韩国人超高规格的接待还是让他目瞪口呆。在身穿传统服饰的女演员翩翩起舞的环绕中，韩国人谦卑地提出了邀请：
我们正在建设半导体工厂，请您看看。
正题来了。
01 日本的辉煌
上世纪80年代的东芝，代表了日本制造业最辉煌的瞬间。
那是一个日货全面入侵美国的时代，从1元钱的衬衫、家家户户的廉价电器，到大街上跑着的汽车，全是日本造。美国工业毫无还手之力。工人们愤怒的砸着日本车，发泄着失业的不满。甚至还有美籍华人被活活打死，原因只是被误认成了日本人。
而在科技的皇冠——半导体领域，日本更是用10年时间实现了逆风大翻盘。1972年，日本企业仅仅能生产1KB的存储半导体，与世界顶尖水准差了1000倍。
此时，力挽狂澜的是日本政府。通产省召集富士通、日立、NEC、三菱电机、东芝5家企业，6方凑了700亿（其中政府出资250亿），集全国之力开始了艰苦的攻坚历程。
1984年，东芝脱颖而出。技术天王舛冈富士雄率先提出了闪存的概念，标志着日本半导体技术的巅峰。
舛冈富士雄
转过年来，日本半导体全球占有量达到了50%，并在拉低价格的同时保证25年的使用寿命，彻底把美国半导体压在了身下。
而我们的另一个主角——韩国，此时则是另一番光景。
02 韩国的艰辛
1983年，三星的第一个半导体工厂在京畿道拔地而起，却是韩国技术员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
70年代中期，朴正熙政府确定了电子产业的升级方向，但几大财阀却兴趣缺缺。直到5年后，一个传说开始在半岛南边流传：
一手提箱的芯片价值百万美元，抵得上10船矿物。
三星两代掌门人：李秉哲、李健熙
三星“一代目”李秉哲就此下定决心，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进军半导体事业》宣言。随即，三星向日本夏普派遣技术员。在拿不到相关建厂数据的情况下，韩国研究员“以身做尺”，用手脚偷偷丈量出了工厂的大概面积及其他参数：
生产线宽30步、长222步。
建厂后第二年，三星拿出了第一个产品——64KB存储芯片，却落后了整整三年。这让日本能够一边用新产品牟取暴利，一边好整以暇的开始在低端市场掀起价格战。短短几月，64KB价格从每片3.5美元跌到了0.5，三星一年赔了400亿。
三星如今的芯片工厂
技不如人，只能挨打。作为一直亦步亦趋的跟随日本的小弟，韩国人只能想点歪主意了。
03 昏了头的东芝
1921年，日本裕仁天皇访问新加坡，英国海军向其开放了军事要塞，但要求只能参观，不能记录。可是，裕仁靠着脚步硬是记下了要塞的大致规模结构，为二战时日军攻陷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
日军占领新加坡
之是，精密的半导体工厂毕竟不是军事要塞，韩国人学这招实在不够用。于是，他们将“糖衣炮弹”对准了东芝的核心成员，西川刚。
果不其然，吃人嘴短的西川刚无法回绝韩国人的邀请，半推半就的参观了三星工厂，在说了些“规模令人惊叹”的客气话之后，韩国人借坡下驴的提出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参观东芝半导体工厂。
因为已经去了三星，所以当他们提出礼尚往来的时候，我实在是无法拒绝。
多年后，西川刚再提此事，脸上依然是尴尬的笑容。
更要命的是，骄傲的东芝人对三星没有任何隐瞒，将设备配置机密完全开放。之后，三星重金挖走了他们的生产部长，一举将东芝工厂原样复制到了韩国。
1年后，三星掌门人李秉哲与世长辞，继任的李健熙强硬地压下了集团内部的反对派，三星开始发力。
而此时的日本，却已经被骄傲冲昏了头。
04 广场协议是与非
如今，很多人提起日本“失去的20年”，都会将《广场协议》看作罪魁祸首。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
80年代，美国货被日本打的落花流水，企业主集体游说政府，希望倒逼日元升值，以此提高竞争力。
80年代初在横滨港等待出口美国的日本汽车
而在日本政府看来，日元升值也是资本国际化输出的必由之路，并提高日元对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购买力。虽然这将压缩日本制造业的出口利润，但经过测算，10%—20%的升值空间是完全可以消化的。
很多年后，时任日本财相竹下登对外承认，广场协议是由日方主动发起的。在现场，美国财长贝克用极其谦卑的语气说：“希望日本能帮帮美国”，又让竹下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场表示：
升值20%，没问题。
事实证明，日本人真的够狠，他们严格控制机床防护罩的开启时间，用吸尘器回收切割润滑液再利用……一系列细致入微的降低成本举措，竟然真的在日元飙升的情况下守住了一丝利润空间。
在《广场协议》签订的头三年，美日贸易逆差没有丝毫缓和。
广场协议里的竹下登（右一）
然而在这种经营状态下，整个日本制造业就像一根不断上紧的发条。越来越多的企业主不堪重负，将产业向东南亚、中国大陆、台湾省转移。其中台湾因为优良的工业基础，承接了最多的芯片产业，这是后话。
总之，越来越多的日资开始脱离苦哈哈的制造业，而日本政府为了缓解这一尴尬局面，竟然做出了一项无脑决定——“放水”。
05 疯狂的泡沫
减税1万亿，投入5万亿。
日本政府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扩大资金池，制造业钱荒自然迎刃而解，却真正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另一边，国际资本开始疯狂抛售美元，购买日元，终于攻破了20%的升值底线。
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幅度（红色区间）
泡沫开始指数级增长。
如果你能回到80年代末的日本街头，一定会被极致的纸醉金迷所震惊，似乎人人都有花不完的钱。
大学生们还没毕业，就被各大公司以高薪预订一空，根本不愁工作。年轻人们在夜店宣泄着多余的荷尔蒙，直接用纸钞擦汗。凌晨的大街上，人们挥舞着万元大钞召唤出租车，目的地仅仅是街头的拉面馆。高档餐厅的餐桌上，每道菜都是金光闪闪，人们在里面加了金箔。日本人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了，只能把它吃进去。
包着金箔的寿司
而在股市、楼市、艺术品等投资领域，日本人更是疯狂的无以复加。从1984到1989，日本股市上涨了368%，土地资产是美国的四倍，购入的艺术品总价值超万亿。同时，日资开始走出国门。他们收购了象征美国财富的洛克菲勒大厦，买下了哥伦比亚和环球两大电影公司。而在夏威夷，处处都是日本富豪买房置地的身影。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日本经济泡沫一朝破灭，进入了失去的20年。
在夏威夷的日本人
他们目送着中国走上了全球第二的宝座。
06 挖人、反超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时，西川刚已经升任东芝副社长。在他看来，日本民众对消费电子需求的急剧萎缩，造成了东芝利润大幅下滑，已经不可能维持高额的半导体研发成本。更要命的是，这种最少两三年才能收回成本的科创制造业，在银行眼中成了风险的代名词，几乎拿不到任何的贷款。
于是，东芝开始对负责5年产品线的技术人员进行清理，涉及200人以上。韩国趁机招兵买马，大肆搜罗下岗的日本工程师。
时至1993年，三星已经用三倍薪水＋四室一厅＋高级轿车＋秘书，笼络了东芝工程师70余人，并给每人分配了“技术转移任务”。
更要命的是，1994年东芝高层不顾技术员反对，竟将半导体技术转让给韩国和中国台湾省，所求不过几笔看似丰厚的转让费。
曾经的纸醉金迷，如今全部吐了出来。
很快，三星彻底抹平了技术代差，并依靠韩国政府的输血持续扩大生产规模，瞬间反超东芝。
再后来，台湾也赶了上来。日本彻底交出了存储半导体第一的宝座。
07 三方乱战
1999年，日本政府在一片萧条中整合日立、NEC、三菱的存储芯片业务，组建尔必达公司抱团取暖。然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芯片需求锐减，三星却祭出“反周期”大法，逆势扩大产能，将售价拉到成本之下，一举逼死尔必达。
那一晚，三星总部灯火通明。
眼见日本芯片即将全军覆没，东芝鼓起余勇，将存储芯片工程师全部调任闪存项目。并筹措1000亿日元购买设备，准备孤注一掷，以求在闪存方向取得突破。
只可惜，几年后的福岛危机再次连累了重仓核电技术的东芝，闪存研发无以为继，最终夭折。
而韩国则将野心延伸到了功能芯片代工领域。坐在全球第一宝座的是台积电，掌门人张忠谋纵横江湖，从无敌手。李健熙却大大方方地喊出了“Kill Taiwan"的豪言壮语。
张忠谋
2011年，三星开出1.35亿台币的天价，挖来了台积电的技术天王梁孟松。据说，这个薪资已经远超三星CEO。而梁孟松也不负众望，带领三星迅速突破14纳米制程。台积电的技术优势一朝抹平。
张忠谋痛失爱将，却祭出了群狼战术。他组织起500人的技术团队，取名“夜莺”，三班倒不间断研发。一时间，“十万青年十万肝”的口号响彻宝岛。最终，三星在苹果A9芯片上翻了车，台积电大获全胜，保住了晶元体代工第一的名号。
中日韩三国的芯片杀伐史，就此告一段落，却远远没有结束。
08 落寞的日本
1989年，刚刚坐稳三星“二代目”的李健熙奔赴台北。在一片凄风冷雨中，他敲开了张忠谋的房门。
最终，老辣的张忠谋拒绝了李健熙的求贤若渴。不过，他还是欣然应允了参观三星工厂的邀请。而所给出的评价，则与3年前的西川刚异曲同工：
规模令人惊叹。
“狠人”李健熙
如今，西川刚成为了中芯国际的海外顾问，正源源不断地将待业中的日本芯片工程师介绍到中国。
当年辉煌鼎盛的半导体霸主，沦落至此。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剩上游原材料，在与韩国的撕X中找找存在感。而在最挣钱的芯片、终端等下游产业，已经很少看到日本的身影。
然而，怪谁呢？是怪抹不开面子的西川刚？昏招频出的日本政府？还是处心积虑的美国、韩国？抑或是在纸醉金迷中迷失的日本民众？
09 日韩争霸启示与中国故事
其实，回归日本半导体崛起之初，是日本政府出面集合5家企业之力，真金白银的掏了250亿，才迅速抹平了与美国的技术鸿沟。
90年代初，日本面对即将崩塌的半导体产业毫无作为。韩国政府却咬紧牙关，不遗余力地支持三星逆势扩张，才有了今日韩国半导体的辉煌成就。
这种选择的背后，无疑隐含着科创立国、金融立国的两种道路。看看如今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却是异曲同工。
而在对人才的重视上，三星每年为梁孟松支付近5亿日元。相比之下，东芝的千亿投资仅仅用来购买设备。至于如何提高工程师薪酬，却是只字未提。
在我看来，正确的道路选择，以及对人才的重视，就是后发国家在高端科创领域逆势翻盘的关键。
回到如今的中国，我们在2014年成立了千亿规模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甚至广大烟民们每抽一根烟，就为中国的芯片事业“贡献了一点力量”。再看看华为给到工程师的薪资待遇，看看中芯国际CEO办公室里坐着的梁孟松，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更多。
半导体行业传奇：梁孟松
日韩的较量告一段落，而中国的芯片故事，却还远远没有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