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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不延期，博士学位不按期”，道尽了延毕博士的辛酸。（图源：网络）
“硕士学位不延期，博士学位不按期”这句高校博士圈的无奈吐槽，道尽了延毕博士的辛酸。自20世纪末研究生学位制度建立以来，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国家积极推动博士研究生规模扩张，招生年度增长率一度高达20%[1]。2018年《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适度扩大博士生规模的发展目标，同年招生数量增幅达到13.7%[1]。
博士研究生规模在扩大，延期毕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博士毕业难已经成为制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究生教育会议，推出研究生教育招录及培养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自2021级起，将博士生基本学制由3年改为4年，最长有效修业年限由8年改为6年。
博士学制的改革再次将博士延毕率高的问题顶上话题榜单，但仅仅改革博士学制绝不是解决博士延毕问题的终点，我们仍然需要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
博士延毕的常态化
通过对比近十年来博士实际毕业生和预计毕业生的情况可以看出，博士毕业率呈现下滑趋势，宽进窄出的现象愈发明显。从2009年43.82%的毕业率到2018年35.93%的毕业率，毕业率的持续下滑，意味着延毕率的持续攀升。
截至2018年博士的延毕率超过64%，也即超过半数以上的博士无法按就读年限完成学业。有学者研究表明博士生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长为4.5年[2]，就攻读年限而言延长博士学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博士生毕业延期率居高不下也同样意味着博士培养“生产线”的低效率运转及教育资源的超预算消耗。
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博士延毕情况也有所不同。其中医学、理学和艺术学的博士延毕情况相较于其他学科而言，五年间毕业比例都相对较低，尤其是医学专业的延毕率仅为36.04%，远远低于管理学78%以上的博士延毕比例。医学和理工科的毕业率超过平均水平，这与坊间所认为的理工博士毕业率低的传闻有所出入。
此外，延毕率最高的专业分别是管理学和军事学，五年间的延毕率均超过70%，经济学和历史学2018年的延毕率也高达70%，远远超过博士生平均延期毕业比例。
图2 五年间不同学科下的博士延毕率
延毕的博士，又恐迈不过35岁的就业门坎？当我们意识到博士平均学业年限达到4.5年时，选择延长其学制无可厚非，但也要意识到很多高校在录取应届博士时设置了35周岁的就业门槛。按照目前如此高比例的博士延毕率，30岁出头的毕业博士不在少数。而若是有幸凭借博士学术积累踏入高校门槛后，又要面临着青年科学基金和系列人才计划对高龄博士的又一次筛选。
尤其青年科学基金被誉为“青椒科研的第一桶金”，对青年科研人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青年科学基金为例，男性申请年龄不得超过35周岁，女性申请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系列人才计划中以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为例，人才年龄不超过32周岁[3]。本意是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却反向强化了对人才的年龄限制，给博士们带来巨大生存压力，令其直呼“一步慢，步步慢”！
博士延期的主因
博士生的延期毕业不能简单归咎为三年学制的不合时宜，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博士教育质量的下滑或博士自身消极学业的表现，而是需要就其所处的受教情境中，理解其延期内涵[4]。
有学者对博士延期毕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查，通过分析华东某高校2010—2017年“博士生求学历程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博士生在学习和科研上投入时长、发表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以及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时长对其毕业存在显著影响。
在自身学业投入方面：科研时间、学业成绩都是主要影响因素。博士每天在科研时间上增加2个小时，延期发生比可降低14.1%；专业课程每增加1分，延期比可降低2.5%。此外若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则延期率超过无此经历的2倍。在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博士生发表高水平论文每增加1篇，延期发生比降低12.8%；博士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平均成绩每提高一个等级，博士生延期发生比降低 54.2%。
在导学关系方面，博士论文选题、导师学术水平和导学计划对博士学业有重要影响。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依托导师科研项目，则延期发生比降低20.65%；若导师指导博士生的年限越长则其学生的延期率越短，这与导师的导学资历有一定关系；且导师若为博士生制订严格培养计划，也可帮助其延期发生比下降44.94%；指导学生的频次若每周增加一次，博士生延期发生比降低 9.4%4。
这三个因素对博士延期发生率的影响中，又以导学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且该学者的研究发现若导师曾获得“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各类学术称号，其指导的学生延期完成学业发生比是未获上述学术称号导师所指导学生的 1.362倍[5]。
单纯更改博士学制并非终点
当博士延毕已经常态化了，除了选择更为适宜博士修读的学业年限之外，也要考虑博士就读期间的导学关系以及博士毕业后的就业年限问题。
首先从导学关系上看，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导师对博士学业的指导时长和学位论文的研究支持有助于降低延毕率，而学术头衔较多的导师所指导博士生更容易出现延期问题。因此改革博士学制和优化导学关系应该同步进行，包括如何细化和考评导学质量，是否改变以往对导师的量化考评，并增加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时长、指导内容反馈和指导质量等指标。
其次，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延毕率情况有所不同，对于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延毕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否有出国访学计划的博士生延毕对学研的安排又有所不同，因此各院系应该审视本专业的博士生延毕原因，同时对有出国访学计划的博士生培养流程做出区分，尽量降低由于本专业的学习科研内容安排不合理所带来的延毕问题。
另外，鉴于学位论文和高质量学术论文对博士生毕业的影响，可考虑导师和学生结合本专业和本人的研究方向，划分不同的研究周期，进行阶段性的成果审视，以避免因论文质量和论文长周期发表而带来的延毕问题。
最后，延毕的常态化也在提醒我们当博士研究需要较长周期的同时，是否择业和项目申请的年龄也应做进一步的推迟或放宽？35岁的博士生们正处于科研的向上发展期，慢一点的科研成果未必不是精品。
参考文献：
[1]鲍威,等. 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江苏高教,2020(07):31-38.
[2]李海生.我国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42所研究生院的问卷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05):9-15.
[3]青塔,35岁，多少人的科研生涯“被结束”了[EB/OL],2020.08.17:https://www.jiemodui.com/N/118817.html.
[4]鲍威,等. 博士生延期毕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江苏高教,2020(07):31-38.
[5]李海生. 博士研究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19.17(03):52-59.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张若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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