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可谓一波三折，高考过后最关键的选择，学校与城市的较量。此前多次谈过。非985高校，城市是第一选择，其实很多好的城市，普通学校的录取分数并不低，大家都想留在好的城市，水涨船高，今天在这里不再赘述。
今天想谈谈寒门难再出贵子以及二本学生：站在人生的节点上。
二本学生：站在人生的节点上
前天看到《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关于两个年代二本大学生现状的案例描述。
文章中提到，某二本学校大学生李妍（化名）的妈妈是勤劳的江西女人，年轻时在深圳打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夜里乡村静谧，李妍在灯下背书，妈妈就在一旁守着，做潮州珠绣。李妍很早就展现出读书的资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好的一次，全镇所有小学统考的拔尖赛，她排到过前三。
整个小学阶段，李妍唯一的课外书，是一本教辅资料。每页书末尾的格言警句，她翻看过很多次——那是她获取课外知识的唯一通道。
升初中时，摆在李妍面前的有三所学校——潮州市区的重点中学、邻镇一所教学质量较好的中学，以及她所在镇上的普通中学。李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潮州市参加入学选拔考试那天，妈妈骑摩托车送她。她穿了银色的新凉鞋，那是一双买了很久的鞋，一直没舍得穿。
市重点中学的选拔考试给了李妍最初的震撼。满分30分的英语试卷，她几乎看不懂，尽管有很多选择题，也只考了几分。语文作文的题目是《人生》，试卷里一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她那时甚至没听说过——课本上没有。
在漫长的少年时代，李妍偶有不甘和无奈。
她似乎总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遇到障碍——每一次都为自己努力争取过，却被挡在门外。
去潮州市参加考试那次，一个城里孩子说，平时都看小说，英语却考了27分。那时她只感叹“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短短二十多年，在彻底市场化和应试教育横行的时代语境中，二本学生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居住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这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1990年代初，那是中国大学精英教育的黄金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拥有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包分配。大学教育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今天还是很盛行。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一页。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农村大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或来自不知名的乡村，或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与“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学霸形成了鲜明对比。
采访中李妍入读的本镇那所普通初中，周围少有同学关注学业，校园霸凌盛行。英语音标是李妍自己摸索学会的。中考时，她考上了当地一所不错的高中，但高二那年，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变故，刚有点积蓄的家庭顿时跌入低谷。
复学之后，李妍重读高二，进入文科普通班，明显感受到教学差距——老师从不讲数学试卷上的最后两道大题。”
这样的现象在一些乡村乡镇学校是普遍问题，而非个别现象。师资力量也远远没有城市的师资力量雄厚，尤其是随着城市化发展的今天，新一代年轻优质的教师留在了大的城市。
但这些孩子仍然是所在地的资优生，“可能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充满期待。
但是与城市相比，信息匮乏在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兴趣什么的与他们无缘，到了大学还保留着高中那种考证刷题刷学分的思维。而且，短短十年间，两代大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境遇已有明显的变化。
对于大多数普通大学生和二本的学生，进入体制、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似乎成为这批贫寒子弟在城市扎根的重要途径。因公务员只限专业，不限985，211，只要是本科就行。
如今，找工作时，学历成为第一道门槛。他们时常感受到来自985、211的竞争压力。近些年来，许多学生开始选择考研。“对于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来说，能考上本科就已经尽力了，把家里资源都耗光了。
如果有机会就业的话，是一定要去就业的，万不得已才去考研。以前学校考研的氛围一点都不浓，学生99%都去就业了。”这是南方周末采访的二本学校的一位辅导员的观察统计。
随着重点大学招收保研生的比例不断扩大，留给非985、211院校学生的机会并不多。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2019年，毕业后的出路。南方周末采访的一位二本学校某学院班主任黄老师称，
那届学生中出路最好的是班长——她考进广州一家公共汽车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拿到的一份学生就业名单，大多数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些从单位名称来看并无法辨别工作内容的小公司。“有的去医疗美容机构运营公众号，甚至还有人在奶茶店打单。”作为老师，让黄老师最难过的是——学生即使不读大学，也一样可以做这份工作。
前一段时间，中国有6亿人平均工资仅为1000元的新闻。让我们了解了那些群体。排除老年人，其实剩下的大部分群体就是农民，他们也有子女读大学。
很现实的境况就是，这样的家庭每年一半的收入，都投入了子女教育。但这一切像个循环一样，以前是家里面父母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赚钱供孩子读书，但等孩子刚大学毕业，自己的温饱还没解决，家里父母的身体无法再承担劳动，家庭生计的负担落到了一个还没站稳的人身上。这样一家人总在底层打转，自己不敢乱换工作，陷入了这样的循环中。
大山女校长与一线城市价格不菲的辅导费
前段时间，互联网上刷屏的山区女校长张桂梅的事迹被连续报道，历经艰难和磨难创办的女子高中，多年来1600多名女高中生圆了大学梦。我非常的佩服这位女校长，有人或许有异议，但我觉得对于山区女孩来说，任何人没有资格对这样的教育模式说出些什么，在文凭的年代，只有走出去才是人生的第一步。一代人离开了那个环境，是后面几代人受益。
大山女校长---张桂梅
因为贫困，山区家庭学费都交不起。我们能上网，看到这篇文章的你，就说明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的世界，先不谈认知。但还有一部分人在互联网以外。
有一句话张桂梅说的很好，也是她对山区人民的深刻认识---当时他的初衷是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儿这种恶性循环。女孩子受教育，她可以改变三代人。认知的提高会改变他们对知识和学历的重要认识程度。
高考那几天，在上海市西中学考点，一对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开着残疾车送孙女赶考，83岁的奶奶泪眼婆娑的表示，心疼孙女刷题到凌晨一点睡觉，每天只睡4、5个小时。孙女从小学到高中辅导费就用了100万。
100万在上海，一对一的辅导确实不是小数目，但在上海，中产家庭来说，真的是可以拿出来用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线城市与农家孩子在教育的起点上已经拉开了差距。
100万的辅导是少数，但从更大的侧面来看，城市孩子的辅导已成为一种常态。
要知道，同样是辅导，性质是不一样的，进度赶不上那叫补弱，而别人是花钱一对一提高，虽然平时都叫做补课，其本质却完全不一样，一种是基础，一种是提高。
上海和北京的学生竞争压力相对当地来说并不小，而且大多数都选择读北京和上海的大学。基本不愿去外地，城市的选择是家长考虑的第一位，有钱的基本是留学。
此前，针对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孩子暑假安排的一些调查研究显示，孩子暑假的课程每天安排的满满当当，不仅有文化科目还有艺术类。普通家庭的孩子暑假基本就是玩。在很多见识方面，农家孩子已经落后在起跑线上了。
从今年的语文高考卷来看，对信息丰富程度和见识的考察已经很明显。
城市孩子在这一点上明显占据优势。越是有钱的人家越注重知识改变命运。虽然高考的效益对中产阶级来说性价比很低，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现在，从小学六年级就普遍开始了教育军备竞赛，有条件的家长要么提前买学区房，要么考私立学校，虽然学费价格不菲。
农家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当今城市化进程加快，比重更是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是父母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因为金钱方面的欠缺造成的更大的认知遮蔽。
大的环境因素，好的老师，选择留在了大城市，农村学校留不住优质老师。教育只是一个切面，大多行业都是如此。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稀缺，他是全方位的。
据《南方周末》的采访报道，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
人生的差距，就是从每一道门槛上一步步拉开的。“慢慢地，别人去清华北大，我就只能二本学院，这也是我很努力拼来的。好像自己奋斗的终点，就是别人的起点。”
非人为的资源倾斜造成了寒门难再出贵子，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看的见的体系。
互联网的网课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样的隔阂，但也仅仅是在意i定程度上而已，环境的因素导致了信息向下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那么的通畅。
文凭通胀的时代--教育文凭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通货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提出“文凭通胀”的概念，冲击了现代社会的“教育神话”。
在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中，柯林斯认为大规模文凭通胀后，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种族群体的人们，生存机会与他们的父辈大体相同。
当今社会，大家都对“本科生就业难”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体会：从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跃龙门，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为新闻，再到深圳中学教师招聘开始要求名校硕士，房地产行业不乏高学历的985毕业生，开始我们很惊叹，但我们似乎很快对各行各业不断水涨船高的学历要求见怪不怪了。
在工业化的今天，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相关的，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
“中产阶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教育投资从学钢琴、上辅导、学艺术，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到初中学区房热度不减。这些无不是一种教育的军备竞赛。
看起来家长好像疯掉了，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不难解释。
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有着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条件，认知上不低，基因的传递有偏差，他们害怕自己滑落到下一个阶层，资金也没足够到确保未来毫无后顾之忧。
中产家庭一方面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危机，担心自己不努力就被别人赶超，另一方面，对于阶层的跃迁还存在一点渺小的希望，虽然不太可能。在这样的纠结中，只能通过加大对孩子的投资，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在不保证掉队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后代还能在这个圈子里面继续玩下去，保证自己在竞争中不下牌桌，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文凭。
但在今天，对农村孩子来说，如果没考上大学，他也会成为外出打工的一员逃不出父母那辈的命运。所以，大学教育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农村的孩子，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他们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以有这个机会，学历文凭对于农家孩子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事情，对中产阶级们来说，主要是保证自己不掉队。一个是提升阶层，一个是尽力维持当前的阶层。
如今文凭学历是进入一定圈层的敲门砖，是一种通货。虽然互联网的机会很多，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多机会，但现在这样的机会在文凭通胀的今天。口子也越来越小，比例也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