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的萌芽始于英国，2005年成立的Zopa是世界上最早的P2P网贷公司，之后P2P开始向美国日本和意大利推广。
在2007年，P2P开始传入我国，我国首家P2P平台拍拍贷在上海诞生，拉开了我国P2P发展的序幕。
回顾P2P的发展历程，客观来说，它起到了金融创新的作用。以二手车金融为例，现阶段的资金来源以银行为主，但最初的资金来源却是P2P。
因为相比房贷、车贷、信用卡，二手车金融是一个新领域，银行的原有资产可以给他带来很好的收益，在加上银行控制风险的要求，银行没有必要在新领域冒险。而P2P，受限于拿不到好资产，所以进行了二手车金融的尝试，因此也助推了二手车金融的发展。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供应链金融。
但即便如此，P2P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P2P在我国一出现，作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中介，就处于无市场准入、无管理办法、无主管部门的三无状态下。开业成本低，无门槛，全国各地一下子冒出几千家平台，为了获取两头的出借人和借款人，疯狂竞争。
而贷款，是一项风险比较高，连正规银行每年都要拨备不良造成损失的专业业务，P2P平台们因其资金成本偏高，只能放贷给银行筛选下来的借款人，当贷款不能回收时，为了保证当时的继续经营，很多选择了违规刚兑。而其中很多平台，刚兑的资金源自假标。
所以，国家对整个行业的出清，本质上，是把不负责任、不能负责任的民营机构伸向老百姓钱包的手给砍掉，是对缺乏金融风险意识的国人的保护，只是这个保护的到来，前面已经躺下了一批雷后的出借人。
现在，P2P公司的消失近在眼前。接下来，P2P的出借人们，更应该对P2P行业的消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并且关注在P2P退出潮中，P2P公司都是如何做的，以及它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 01 /应该如何看待P2P行业的消失？
如何看待P2P行业的消失，还要从它的分水岭说起。
2018年是P2P公司的分水岭。2018年下半年，由于宏观经济下行，债券违约率上升，P2P平台迎来密集的暴雷潮。在此背景下，P2P行业也迎来了政府的强监管。
2019年1月，监管在《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175号文）明确提出：将坚持以机构退出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严格合规的在营机构外，其余机构能退尽退，应关尽关，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
2019年12月监管进一步趋严，监管发布《关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转型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83号文）。
83号文已经明确了P2P平台的清退时间：网贷机构存量业务按照到期即还的原则，原则上在1年内清退完毕；存量业务规模在50亿以上且借款期限大部分在1年以上的，原则上应在2年内清退完毕，且不得新增网贷业务。
规定也在各地政府上得到了很好落实。据网贷之家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少已有湖南、济南、深圳、上海等20个省市监管部门对外公布了清退机构名单，其中十个省市发布公告称，取缔辖区内所有网贷平台。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强监管下，又突然冒出了疫情这只黑天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Q1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而P2P平台的借款人群是银行、持牌消金公司之后的高风险人群，这些人的偿贷本身就是在借新还旧的基础上、再迭加疫情的冲击，正是收入影响最大的那部分人群。因此疫情影响下，P2P公司的坏账率势必提升，这也将增加P2P平台正常运营的难度。
实际上，P2P平台的发展困境，并非只局限在我国，纵观全球的P2P平台，它们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都遇到了瓶颈。
以美国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Clu为例，自从2014年上市至今，LendingClu始终未能实现年度盈利，并且其股价从上市最初的146.45美元跌至现在的6.56美元，跌幅达95.5%，并进行了多次转型。
综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P2P平台的退出并非像部分出借人所说，平台退出是蓄谋已久的有意退出，目的也不是收割“韭菜”。
P2P退出的根本原因是商业模式本身存在BUG：因为借款人质量较次，以及风控技术的不完善，导致坏账率居高不下，因此大多P2P平台很难实现盈利。而政府的监管和疫情则加速了P2P行业退出历史舞台。
从这些方面看，P2P行业的退出是大势所趋。
/ 02 /P2P公司都在做什么？
P2P退出历史舞台，已经接近尾声。各地地方监管也采取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因其经济比较活跃、IT技术人才集中，此前注册了大量的P2P公司，因此在这一波的清退潮里，也成为了广大出借人眼里的四大雷区。
各地地方监管在响应执行清退的过程中，根据属地平台的特点，措施有别，目的都是为了提升效率、减少对社会的危害。像极了各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下的不同防疫举措。
比如深圳，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整个风险处置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网贷风险处置的目标，在国家“三降”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提高”（提高受偿率、提高退返效率）作为并列目标，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
同时，早在去年年初，就出台了《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良性退出指引》，为平台退出过程提供了规范路径，并且开发了基于区块链技术保障公信力的“统一投票表决系统”，便于出借人的确权与参与重大事项表决。
那么在政府的引导下，P2P平台的退出又都是怎样做的呢？
有极少数平台，控制人、高管选择了跑路、失联，这样的平台对老百姓的伤害是最大的。现在监管也早已就此对属地平台提前做了预案，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而近年我国的追逃力度也相当大，已经有不少逃去国外的被抓了回来，比如广州的郑X森、上海的叶X通等。吊诡的是，在电视镜头下，他们对逃跑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住出借人上门声讨。
因此，对于P2P公司来说，良性退出也是它们最好的选择。
以深圳最近宣告良退转型的随手记为例，其因为P2P商业模式的缺陷以及强监管环境，经营情况每况愈下，在2018年，随手记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1.4%，净利润同比下降76.3%。而疫情又加剧了平台运营的难度，因此在具备申请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向网络小额贷款公司转型。
所以随手记的P2P业务也正在监管的引导下进行良性退出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随手记等良性退出转型平台，为了保证出借人的利益，根据深圳的良退指引通常会采取两种手段。
一是，外部聘请律师和会计师团队以锁定资产并进行清产核资。二是，通过网络投票方式，通过出借人大会选举成立出借人监督委员会，以监督平台的良性退出快速、保质、保量。
在P2P行业消失不可逆转的情况下，P2P平台的良性清退，为出借人的资金退出，提供了一种合理、合规的退出方式，尽可能的保住了出借人的利益。
那么，关于P2P平台的退出，出借人更应该怎样做呢？
/ 03 /在P2P公司退出中，出借人更应该怎样做？
对于良性退出的P2P平台，出借人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如果P2P平台不进行良性退出，出借人的利益能否得到更好的保障？答案必然是否定的，P2P平台每况愈下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P2P平台继续运营下去，国家既不允许，造成的结果也会使出借人遭受更多的利益损失。
并且，对于P2P平台来说，良性退出也并非是自己可以决定，平台的良性退出，也要取得监管的认可。
因此，出借人首先要意识到，良性退出是现阶段“无奈”中的最优解。
那么之后，出借人更应该关注良性退出的方案，以及结合自身的利益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在退出方案上，P2P公司单方面提出的方案不会通过，而是要在监管的相关规定下，同时取得出借人的支持才能够最终通过。
因此对于选择良性退出的P2P公司来说，它们的退出方案大多也是综合权衡资产端实际情况、出借人等多方利益的情况下提出的。
比如，出借人大多对随手记退出方案中提出的“确权”，存在怀疑。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随手记提出的确权，只是对出借人在借余额的一个定性定量。
关于出借人的选择，在P2P平台陆续退出的大背景下，出借人更多的应该保证自己的资金尽快“落袋为安”。
而P2P平台自身无法单方面完成“良退”，出借人回收资金最快的方法就是尽快和进行良性退出的P2P平台达成一致。
在次情况下，出借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不少违规的P2P平台，触犯的是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192条集资诈骗罪，二者的法益皆为国家的金融秩序。
刑事案件的裁决往往需要大量时间.比如，e租宝在2015年立案，2017年判决，直到2019年8月底才开始启动对出借人的返回资金操作，前后时间长达4年，已经是快的。
因此在司法资源有限以及先刑后民的法律原则下，涉及P2P的良退案件，平台上的民事权益无法及时有效得到处理主张，最终损害的还是出借人的利益。
最后出借人需要注意的是，在维权的过程中，要相信政府，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要被其它人带节奏，做出过激的违法行为。
过激的违法行为一旦发生，出借人将面临相关机构的处理，届时出借人的境况不仅将更加被动，也会进一步延迟P2P平台的退出计划，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老赖，而出借人的权益又会有进一步受损的可能。
综合来看，出借人在权衡自身利益后，积极的和进行良性退出的P2P平台达成共识，促进回款兑付，是现在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