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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上午,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公告发布的那天,浙江义乌人徐强已经在武汉流浪了20多天。那时,他正蜷缩在武汉黄鹤楼公园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其他6个出于不同原因聚集在此的流浪者。武汉刚下过大雨,通道湿滑,徐强抱着他仅有的两个包,盼着外头出太阳。

因为8小时的误差,徐强成了一名流浪汉。他已经买好了1月23日下午6点回义乌的硬座票,只想在武汉中转一夜,到了火车站才知道,上午10点,武汉封城。从街边叫卖口罩的小贩口中,他第一次得知了武汉的疫情。

在武汉,无家可归者有不同的流向。一部分人驻守在有热水、可以捡到剩饭的医院,一部分人居住在地下停车场,剩下的,像徐强一样,孤独地在不同公园的长椅上漂流。城市停摆后,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他们钻往这座城市的各个缝隙,挖取可以维生的部分。

冷,饿,是生理上的痛苦,让48岁的徐强喘不过气的,还有生活的停滞、债务的累积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武汉流浪像是一次急速下坠,对徐强来说,人生的下坠从2018年就开始了。他失去了一百多平米的临街店铺,有时候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好吃懒做也不搞歪门邪道的人,会这么不顺呢?

2月27日凌晨,徐强的坠落终于有了托底。他和其他3名流浪者得到了安置,住进了酒店。徐强告诉《人物》,20多天来,他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以下是徐强的自述。采访在2月27日进行。

文|林秋铭

编辑|槐杨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下午,我到了武昌火车站。没进站我就觉得奇怪,怎么车站稀稀拉拉的,没有什么人。入口被封上了,进不去。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封城了。」

我不是武汉当地人,也不是外来务工的,我只是路过这里。最近一年,我在杭州和宜昌两头跑业务。过年前,我在宜昌跑完,准备回义乌老家。宜昌有直达义乌的车,但时间点不好,非常晚。如果从武汉转车到义乌,早上6点多到,回家正好可以吃中饭。于是我在武汉休息一夜,买好了农历二十九下午6点多回义乌的车票。可是,封城了。什么是封城?我想着,大概武汉的火车或者路段出了问题,维修好了就会通车。

这时候,有人提着一包口罩走过来,「口罩要不要?」「要口罩干吗?」我问。他挺奇怪,「你还不知道?武汉发生了疫情,要戴口罩。」我才知道武汉有肺炎这回事,赶紧买了个一次性口罩,讲了价,15块钱。

我当时想,这个病不会拖很久,就回酒店了。后面三天,我去过好几次火车站,不停问外边执勤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开?他总说,等通知。我越来越慌,心想完了,这肯定是大事。

酒店每天都在涨价,第一天130,第二天170,第三天就要200多。我只能换着酒店住,一旦一家酒店的价格超过200,就换一家更便宜的,前前后后换了4家。买不到酒精,那只一次性口罩被我反复煮,煮好了用电吹风吹干,直到外面起了一层毛,才把它丢了。

除夕那天,我一个人窝在酒店,吃了一桶泡面。老婆孩子都回到了浙江,只有我困在外面。我跟他们视频,他们俩看着我,不说话,哭了。

来武汉之前,我身上只有不到2000块钱,住酒店几乎薅光了所有的钱。外卖也是一天一个价。住了11天酒店,只剩下200多。我算了算,不能再住下去了,还得吃饭。只好把房退了,背着背包,拎着袋子,走出酒店,开始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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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睡在地下车库尹夕远 摄

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沿着那条街胡乱地走,走了一两个小时,走累了,我走进一个公园,躺在长椅上,靠着背包睡着了。一个保安把我喊醒,「不准在这里睡!」那我能在哪里睡呢?后来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不能躺在椅子上,但是坐在椅子上是被允许的。我就用背包把自己撑起来,靠在背包上睡。

我想不到怕,身上除了手机就是衣服,有什么怕的?人都怕鬼,这街上人都没有见到,哪有鬼?都是流浪鬼。

凌晨四点,我被冷醒了。双脚冻得没有劲儿,我只好起来走路,走到了早上七点钟。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身上好暖。趁着阳光,我靠在路边一条长椅上又睡了会儿,就这样过了流浪的第一天。

这二十多天,我睡过的地方太多了,都不好意思说,感觉丢人。我换了五六个地方了,去过汽车站、公园、电影院、地下室,有的地方露天,躲不了雨;有的地方用建筑工地那种铁板封住了,进不去;有的地方太冷了,晚上睡得腰痛。换来换去,公园里的木板凳睡起来最舒服。公园里有洗手间,还能在里面刷牙和洗脸。开始流浪后,我再也没有洗过澡洗过头,身上总有一股味道。

不睡觉,我就走路。武汉的街头看不到什么人,偶尔碰到几个,盯着我,看我拖着背包,都离得远远的。他们认得我是流浪的人,嫌我。但我没办法,还是得不停地走。只有走起来才能不那么冷。停在那里,寒风呼呼地吹。最怕下雨,没有伞,只能到处找可以躲的屋檐,还不能老站在屋檐底下,必须得运动,得在不同的屋檐下穿梭。

一整天,我未必能吃上一顿饭。所有饭店都封闭了,街上什么都没有。我只能在外卖平台上点外卖,一刷,大部分店都打烊了,剩下的又贵得很,60、70,哪儿吃得起。只有饿到全身无力的情况下,我才舍得叫外卖吃,比如今天点了,明后天就得饿着。流浪的这20多天,我只点过6次外卖。有一家重庆砂锅的外卖最便宜,36块钱一份。有一回运气好,点到了26块钱的盖浇饭,是最便宜的外卖了,收到一看,一大滩辣椒铺在米饭上,只能夹出两片肉。

好多超市也关了,要能进超市,我就买包泡面,找不到开水,就干嚼。有一次比较幸运,碰到一个开着门的超市,我马上进去买了一点面包。还要喝水,一瓶矿泉水3块钱,一天只舍得喝一瓶。有时候买不到水,就在公园的卫生间喝自来水,冷冰冰的。应该是吃不到水果的缘故,没有维生素,我喉咙开始痛,口腔里有了溃疡。

武汉的政策老是变化。前天,超市也不让我进了,说只接受社区团购,都是搭配好了套餐,分配给居民的。我到处找能卖给我东西的地方。有个小区里面有个超市开着,我想进去买点东西,保安不让进,他们见到我,像见到瘟神一样。

根据手机里的地图导航,我标记了一条路线,准备步行七天,走出武汉。我试着走了一夜,又冷又饿,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路上没有足够的吃的,不敢想半道上会不会饿死。走在街上,有时候看到社区给居民送菜,我心里好酸。有谁知道我们这些流浪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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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睡过的公园长椅图源受访者

我打过几次救助站的电话,他们说,这种事他们管不了。我又在武汉的贴吧、58同城里求助,发了5、6个帖子,没有得到回复。我知道,人家是把我当骗子了。

打工的人还会背着棉被,来武汉时,我只带了个背包,装着三件外套。这些天,三件外套我都穿上了,两件毛呢的穿在里面,一件皮夹克裹在外面。昨天冷,所有的裤子,三条薄单裤,也都套上了。但晚上还是冷。上半夜还可以睡着,下半夜总会冻醒。冻醒了,我就坐起来,手掌捏着两只脚捂一会儿,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就在地下通道的楼梯上来回地走,走半个小时,走累了,靠在墙边睡下,一直睡到被饿醒,再喝点矿泉水充饥。

流浪了大概一周,2月12日那天,我感冒了。头很昏很痛,喉咙还疼得要命,但我没什么钱了,只好打电话给我老婆。我和她说,这次完蛋了。她马上给我打了200块钱。我撑着身体,去药店里买了点感冒冲剂。没有开水,冲剂泡不开,我就往嘴里倒颗粒,干咽下去,咽完再猛吞几口矿泉水。那时,我一点都不害怕自己得新冠,得了病还好受一点,起码有些人来关心我。我又买了第2个口罩,29.8,不是N95,就是普通的棉布口罩。我心疼死了,30块钱,可以吃一顿饭,可以度几天的命。

再怎么累,我都要找地方给手机充电,最怕手机没电了,家人找不到我。昨天我跑了半个小时,才在傅家坡长途汽车站那里看到一家银行。这些天我发现一个规律:银行的ATM机底下有个不起眼的插座可以充电。电充得慢,中午开始充,下午6点钟才充满。为了让电充得快一些,我不敢用手机,就在边上,枯坐一下午。坐着坐着我就困了,在地板砖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有些人从我面前走过,城管,送菜的,消毒的,还有一个扫地的,跟我相隔不到5米。他们都没有来问我为什么睡在这里。他们都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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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睡过的底下通道图源受访者

初中毕业后,我做服装厂流水线工人,打了十几年工。2016年终于存够了钱,又找人借了点,在义乌的一家商场外面开了家手机店,店面挺大,一百多平米。那几年手机行业吃香,一年能赚一二十万。我以为一切都走上正轨了,贷款买了一套房,给儿子成家准备。没想到2018年以后,这个行业开始走下坡路,大家更愿意在网上买手机,实体店越来越难经营,只能勉强保本,赚不了什么钱。今天进货,明天出货,一台机子可能跌一两百。慢慢累积下来,亏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去年三月,我被人骗了一批货款。进货时,对方让我把货发给他,还没有给我钱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我报警,但没什么用,起诉还要起诉费,两三年内追不回来的。五月,义乌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店大半夜被淹了,放在柜子里的手机全被淹坏了,损失10多万。我看着一部部手机,眼泪拼命地掉,苦苦经营两三年的店就这样垮了。

店倒闭了,亏了100多万,欠朋友20多万,还背着30万的房贷,我只好又开始打工。今年过年,老婆说,不要心里面的负担太重,年还是要过的。我想,老婆说得对,那就高高兴兴回去过个年,却没想到偏偏碰上这个事。本身就是在水里面,现在又加了冰。

我想不通,我们一家都不好吃懒做,不喜欢赌,也不搞歪门邪道。我勤勤恳恳地打工、存钱,怎么就遇上这些天灾人祸、这么不顺呢?

老婆给我打电话,在那头哭,我知道她也无能为力。儿子二十出头,今年刚去外面打工,还在当学徒,没拿到工资,现在工厂又停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复工。他们问我晚上在哪里睡,我不敢说。老婆尽力搞了点钱打给我,但很快就花完了。昨天,一个志愿者给了我100块,那是我仅有的钱。

大前天,我坐在公园里,接到朋友的电话。我欠他5万块,他母亲突然得了癌症,需要钱。我只好跟另外一个朋友借了6000块,先还给他一部分。

武汉下雪那天(2月15日),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降温了,好冷。凌晨5点,我坐在一家电影院外的椅子上,靠着包,望着天,盼着早点天亮。我望着月亮出来,望着月亮进去,但没有等到太阳。大概到中午,天空飘起雪了。满天的雪飘下来,掉在我的脸上。脚冻僵了,我只好站起来走来走去。还好有一件皮外套,一顶太阳帽,可以挡一下雪和雨。到处在滴水,没有地方可以躺了,我走上了一座天桥。看着自己的影子,眼泪流下来。我一个大男人,很少哭,这次真的掉了眼泪。那时我看着桥底下,自杀的心都有了。

但是我没有往下跳。我不能撒手,把负担留给老婆和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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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街景尹夕远 摄

在武汉,和我一样的人有好多,但不会聚集在一起,都是东躲西藏。有的像我一样,只是路过武汉,也有的是在武汉打工。大家见面都不怎么说话。

从流浪开始,二十天来,我都是一个人。前两天,我在黄鹤楼公园里遇到了其他几个流浪者,也算是认识了。之后,我跟他们一起,睡在公园旁边的地下通道,一共7个人。

前天,我在路边捡了两块泡沫板垫,垫在身子底下,睡起来才好受些。那是我第一次在路边捡东西。我不想捡垃圾、翻垃圾桶,觉得不卫生,也不体面。那天晚上,武汉下起了大雨,我把衣服盖在身上,反反复复地睡不着,冷。雨水顺着楼梯往下流,风从人行通道两侧出口灌进来,在身上刮。

昨天晚上,有一个志愿者给我们送了被子和帐篷,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我们几个人把帐篷布垫在底下,两床被子分着盖上,很高兴。终于有被子睡了。有人问我,要不要把他的被子借我垫在底下?我没要。他自己也就一床被子,借给我一床他不是更冷?

还有几个志愿者给我们送吃的,一袋花生饼干,一瓶水,盒饭里有鸡肉,还有饺子。饭那么烫,我5分钟就吃完了。还有10个一次性口罩。我算着口罩两天用一个,还能撑一段时间,又怕封城太久,以后万一没有口罩,超市不让进,连吃的都买不到了。

流浪久了,我没有时间概念了。昨天人家问我年龄,我才想起来,今天是二月初五,我的生日,我都48了。有什么愿望呢?要是面前出现一杯热水给我喝,我就满足了,心里面就热乎乎的了。其他的东西我不想,太渺茫了。

也许是志愿者反映了这个问题,今天凌晨1点,几个穿制服的人到了地下通道,登记了我们的信息,量了体温,带走了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其他3个人还在那里,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没有一起走。

穿制服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酒店,住了下来。酒店里有热水,我洗了个热水澡,一下子感觉轻松多了。我睡了个好觉,直睡到早上11点钟才醒,太舒服了,都没有翻过身。今天起床我照镜子,发现在武汉的这段时间,我的头发白了一半。

酒店老板烧了饭,让我们跟他一起吃。现在我们还不清楚酒店的钱谁来付、能待到什么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志愿者联系了我,问我在这里住得怎么样,让我把心情放轻松。如果不是他们,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过。

这件事只要能结束,我会从头开始。我想了,要把自己扶起来,慢慢把业务捡起来,对得起家人,对得起朋友。回去再难,也要面对人家,该还的钱要还,要想办法,我不能冷了别人的心。

(应受访者要求,徐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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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汉秀剧场的外墙打出「武汉加油」字样 尹夕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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