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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失败的「免费午餐」实验

有免费的午餐,不吃吗?

在2017年,芬兰展开了一场有限规模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UBI」实验,希望透过无条件发放失业民众基本收入的方式,让人们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可以更快乐地生活、追梦。

2018年12月实验结束,参与活动近2000名失业者,很多人依然失业。人们回报,他们比起其他失业居民整体上更感到幸福,但实验最终结论认为,这次的试行是失败的。

非营利组织执行长Michael Stynes对此结果表示,对只能拿基本薪资的群体来说,此这一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这次实验的结论,却可能是有问题的。

一些UBI的主张者表示,这次实验有许多严重的缺陷,从而扭曲了结论。

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助理Jimmy O'Donnell表示,由于芬兰社会态度的原因,许多政客及选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方式,这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总理办公室只愿意提供有限的预算2000万欧元,用于此次实验。此外,它希望政策能够快速实施,从而迫使研究人员匆忙进行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与实施并不成功

「基本收入」的理念强调,在生活无虞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放胆逐梦。这和领取失业补助的方式不同,因为按照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失业者可能拒绝参加低收入或短期工作,认为这些收入还不及领取补助。而「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这些人即使找到工作后,补助仍将持续。

为了确认此一想法是否可纳为政策,芬兰进行了2年的实验。随机取出2000名失业者,每月发放560 欧元 (约新台币 1.9万元)的基本生活费用,为实验组。

另有5000人为控制组,这些人继续领取法律所规定的失业补助,而实验组只能获取一部分法律规定的补助。

Nokia 是芬兰最知名的企业之一

2017年,控制组平均收到了7300欧元的失业救济和1300欧元的社会援助。同时间,实验组获得5800欧元的失业救济和940欧元的社会援助。

根据一位参与者Sini Marttinen表示,和过去相较,参加此次实验,她的月收入只增加了50 欧元 (约新台币1700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Stynes表示,本次实验想知道的关键问题在—「如果用无条件基本收入代替有条件的失业津贴,你会增加就业吗?」

到实验结束时,实验组的参与者比起控制组人员,更不喜欢找到工作。但考虑到实际拿到的福利金额差异不大,以及众多干扰因素的影响。批评者主张,很难由现有的数据推导结论。

本次实验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参与者对政府调查的回应率极低,平均仅25%,由如此有限的数据判断结果,也受到质疑。

在芬兰并非新颖想法

「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观念,近来获得许多矽谷大亨的支持,也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 列为政见,但对芬兰来说,这并不是新颖的想法。

从1970 年代和1980 年代开始,芬兰的4 个最大政党中的两个—绿党及中央党,就已经开始讨论这样的想法,最后还组成工作小组,起草了一本有关实施基本收入的书,标题是《基本收入:公民的工资》,于1992 年发行。

不幸的是,在1990 年代,芬兰陷入了上个世纪以来最深、最长的衰退,最终放弃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转而采取紧缩措施,来解决衰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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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在芬兰已有长久讨论

当芬兰走出1990 年代的衰退,基本收入又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政治理念,在2007 年重新出现,甚至已委托社会学家Pertti Honkanen 设计相关建议。

但是2008 年,上世纪的故事重演,鉴于2007-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概念又遭弃置。

尽管2015 年后,芬兰又重新由危机中站起,特别是中央党在选举获胜,才让这次的实验有机会在2017 年展开。但真正要落实试行时,一些早前未见到的阻力及反对意见也开始浮现。

「心理可行性」是最大挑战

首先,工会其实并不赞同此类做法,关键在成本。工会联合会SAK 首席经济学家Ilkka Kaukoranta 表示,此次实验的问题在于成本。实施计画将使政府预算赤字增加约占GDP 的5%,而没有任何税收增加,因此当然会非常昂贵。

对中央党来说,困扰基本收入的政治主张,障碍不仅来自反对党,而且还来自联合政府内部的不同党派,因为他们必须联合友党才能执政。最终,中央党受到左右方的攻击,并且发现坚持这个有争议的实验,变得愈来愈困难,最后也只能选择放弃它。

但造成此次失败最根本而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规范」并不支持,认为这么做像在鼓励不劳而获,违背最基本的公平。

社会学家Jose Noguera 和Jurgen De Wispelaere 表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难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的「心理可行性」。人们普遍认为,要取得收入必须有所付出,但基本收入的做法是无条件的,它违背了互惠的规范,容易引起很多人心理上自然地反对。

O'Donnell 认为,如果芬兰还想再次类似的改革,方向上势必要有所调整,例如增加申领的条件,或者改实行美国在1960 年代的「负所得税(NIT)」试验。他说,所有的方向都是可能的,但基本收入的未来,似乎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的组成、此实验的最终报告结论,以及下一次社会保障辩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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