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章莹颖案”有实质性进展。虽然，凶手“克里斯滕森”的母亲表示，自己和“克里斯滕森”的父亲的家族都有精神疾病史，儿子从小就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并在大概15岁时发烧尝试自杀，19岁时怀疑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克里斯滕森”却表示放弃“自辩”。
说到底，就是“克里斯滕森”的亲人还在努力帮助他求生，而他自己却已经“无话可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章莹颖案延续至今，除却法理层面还没有完全定性，道德审视上，人们早已给“克里斯滕森”写好判决书：“死刑或终身监禁”。
但是，“断案”必须有流程，即便真相已明，还是需要按部就班的将事件“搞清楚”，而这大概就是法理存在的主要意义。是的，被告“克里斯滕森”罪大恶极。但是，在法理面前，他依旧有求生的机会，有发声的权利。而这或许就是法理精神最核心的部分。
事实上，在法理面前，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对等的。只要证据链条还没有完全证明“有罪”，法官就不能轻易下结论。在法理的范畴内，只讲“证据”和“律条”。对于罪犯和死者而言，法官们的视角里，都是独立的个体，甚至，在介入案件的时候，都必须无差别对待。
当然，法官们的所有判断和认知，也都是基于法理条款，而非个人成见。甚至，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下，法官的意见，也只是综合意见的载体。所以，对于一些关乎人命的案件，很多时候，会持续很久才有结果。一方面，为形成证据链，取证需要大量的时间；一方面，要给被告足够的自辩准备，避免冤假错案。
取证的考虑，或许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给被告足够的自辩准备”这一考虑，似乎是在给罪犯求生的机会。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以法理的逻辑，但凡证据链足够，就是浑身是嘴，也是难以辩驳的。说到底，法理讲究的是铁证，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
就拿“章莹颖案被告（克里斯滕森）放弃自辩”来讲，自辩与否，这是权利。但是，放弃，法理上也并不会干预。甚至，就算“克里斯滕森”杜撰出完美的逻辑，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处。因为，基本的事实已有，所谓的“自辩”，就是在量刑上，法庭能不能有参考的可能性。
这一点，其实，在“克里斯滕森”亲人的证词中很明显，就是期待法理能以“精神病史”为依据，从轻量刑。很多人觉得，“克里斯滕森”的亲人没人性。可事实上，这才是人性中最珍贵的的微光。一个罪犯的亲人，无论怎样还是期待自己的亲人被宽大处理，即便他（她）们知道：“罪大恶极，不可饶恕”。
并且，法理上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是应允的。因为，对于最终的判决裁定，还是要靠证据链说事儿。所以，对于案件审判进行到现在，法庭一直在给被告及周边更多发声的机会。因为，只有如此，案件才能更为全面的将信息展现出来，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
当然，取证的过程和取证的逻辑，有时候也会犯错。为避免冤假错案，让被告发声，很大程度上，是在核定案件逻辑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异议。所以，有时候，舆论上在看待类似的审判时，总感觉“很窝火”。明明事实已经落定，就是不“手起刀落”。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绝大多数围观者的视角，都是受害者视角，就是渴望坏人被惩治。可事实上，法理的根本存在，并不只是为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公平公正。既要保证受害者的利益，也要保证施害者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更多人的利益。
这一点，对于任何法治社会来讲，都应该是一样的。至于，“判死刑”，还是判“终生监禁”，很多人总觉得这是法理的力度问题。可事实上，从更为普遍性上来讲，不同的量刑，只是为阐明“犯罪”的程度，而非为判决而判决，正义而正义。
因此，对于判决来讲，不仅是为慰藉“被害者”及周边，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整个社会的交代。如果，判决随意结束，即便出入不是很大，也会让被告及周边，乃至整个社会感到些许不安。因为，谁都清楚，关乎人命的事情，需要谨慎，即便看起来很有把握，该走的流程一样不能少。
不过，对于章莹颖案而言，随着“克里斯滕森”的放弃，就说明案件快到尾声。事实上，媒体已经披露，在当地时间，周三（7月17日），控辩双方将进行结案陈词，结束量刑庭审阶段。之后，陪审团将作出决定，是否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
所以，从“克里斯滕森”的表现来看，可能章莹颖的父母体会最深。对于他（她）们而言，女儿惨死，他（她）们最渴望的就是罪犯（克里斯滕森）能被死刑，以此终结这段令人悲伤的经历。因为，在看待“克里斯滕森”的量刑问题上，也只有章莹颖的父母可以感情用事，而对于之外的任何人，却不得不回到法理上，进行看待和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