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末年的奢侈腐败的高官,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庆亲王奕劻。奕劻确实很贪,有“晚清第一贪官”的称号。其实,除了奕劻,另一位晚清重臣也是奢侈腐败的典型,此人就是那桐。和奕劻相比,那桐的知名度略低,熟悉他的人不多。

那桐姓叶赫那拉,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出身官宦世家。和很多满人不学无术不同,那桐在旗人里算是有学问的。他字琴轩,从小就肯用功读书,曾在光绪十一年参加顺天乡试时中过举人。在旗人中,不说凤毛麟角,也是不多见的。加之他办事能力强,为人圆融,所以仕途非常顺利。从低级京官做起,一路升迁至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同时还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并负责管理工巡局事务。是大清朝最后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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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那桐的生活到底有多奢侈?

从底层做起,又长期身居高位,这使得那桐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能保持奢华的生活。

那桐的生活到底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他的奢侈,咱们分条缕析地来盘点一下:

一、住豪宅

那桐的豪宅位于金鱼胡同,这座宅邸始建于光绪十二年,也就是他中举人的第二年,经过多次扩建而成。这是一座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院,总占地面积达到罕见的25亩之多。整个宅院约有300多间房屋,几乎占了半条胡同。豪宅里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是清末民初达官显贵的聚会之地,在很多文人的笔记中都有提及。

二、玩洋物

晚清达官显贵都以能玩洋物为荣,甚至成为是否处于上流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那桐对西洋玩意儿非常痴迷,他和那些用洋玩意儿装点门户的官员不同,他是把洋物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摆几样自鸣钟、钢琴等已经是稀松平常,那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洋物,他家全都有。

比如照相:那桐非常“臭美”,经常要拍照,个人照、家庭聚会照、外出活动照等等一应俱全,已经达到了无事不拍的地步。后来,拍照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他又开始用胶片录像,当时称为“录胶片”。要知道,这可是非常烧钱的爱好。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普通官员是根本承担不起的。

除了照相,那桐还在宅邸安装了电话,经常带着家人去吃西餐,甚至还买了汽车。如此奢侈的生活,在当时的高官中也不多见。

三、家庭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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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宴请是官员的必备项目。但是像那桐那样频繁的,并不多见。那桐喜欢写日记,生平留下了一部《那桐日记》。从他的日记中看,那桐几乎每天都在赴宴、宴请、听曲中度过。比如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宴请别和自己赴宴的天数竟多大19天。

那家宴请,可不光是吃饭那么简单,还要唱戏,往往一唱就是三四天。那家的戏台,其富丽精致在京城的府邸中也不多见。当时,京城的各大戏班经常出入那府、京城的各大名角都是哪家的座上客。这些宴请,花出去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除了喝酒听戏这些摆得上台面的活动外,还有些更加私密的活动。男人的酒局,怎么可能没有美女呢?于是,招歌妓就成了那桐和他的“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像“晚约伦贝子、傅小峰晚饭,招宝金、宝玉两个妓”的记载,在《那桐日记》里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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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那桐的收入来源

以上三项是那桐的日常生活开支,每天都在进行的。除了这些日常生活开支外,那桐的那些奢侈品更是多得数不胜数,珍珠玉石、玛瑙翡翠、文玩古籍、珍稀字画等等不胜枚举。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开支,光工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桐都靠哪些方式生财呢?大致上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巨额的灰色收入。那桐自入仕以来,无论是中下级京官还是后来的朝廷重臣,其所在部门都是油水很足的部门,可以捞得巨大的灰色收入。比如早年的“钱法堂事务主事”、“贵州司掌印”、“户部山东司主事”等等,这些部门都和经济、钱物相关,自然能捞到很多油水。后来升任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等,灰色收入之巨大就更不用说了。

二、贪污所得。刚刚说的第一块是“灰色收入”,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并非是个人贪腐所得,而是因为当时的所谓“陋规”造成。而那桐生财的第二条路子,就是贪污腐败。晚清的那些高官,很少有不贪腐的。奕劻自然不在话下,那桐的贪名也是“闻名京师”。同为满人高官的载涛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就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那桐担任户部尚书期间,兼管大清银库,在这个职位上,灰色收入已经非常巨大了,但是以那桐的秉性,自然不会满足于灰色收入,他稍做手脚,瞬间就有大笔银子流入自己的腰包。

三、经营当铺。那桐久在京师任职,对生财之道当然是了然于胸。他自己是不会公开开当铺的,都是入股,与人合作,自己在幕后操纵。他在日记中曾记录,他在京城繁华地段有多家当铺,这些当铺每年都会给他创造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一部分被他用于贿赂朝廷的官员,用作他仕途升迁的“资本”,另一部分则用于维持日常的奢华生活。

以上三项“常规收益”,已经足够让他成为晚清巨富,除了这三项外,那桐还有很多非常规性收入,比如接受下级官员的贿赂和各种宴会的礼金、礼物、买卖土地等等。正是这些巨额财富,让他得以维持日常的奢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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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国之将破却仍旧歌舞升平

从《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朝已是一堆腐朽破烂的木头,4.5亿两白银的赔款压得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几乎喘不过气。但是国运的衰落丝毫没有影响那桐的心情和他歌舞升平的生活。“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

那桐写日记,前后坚持了36年。在这本90多万字的日记里,他绝少出现失望、反思、心灰意冷等负面心情。相反,他的日记里都是兴致勃勃、心满意足的高兴劲儿,并且几乎没有反思过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他只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的官僚,而非关注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政治家;他是大清的蛀虫而非国家的脊梁。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那桐前往天津,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盖了栋德式楼房,一家人迁居天津。但是仍旧时常回北京的金鱼胡同居住。这年7月,那桐患中风,身体日渐衰老,病重的时候连日记都不能坚持写,而要别人代为书写。1925年,那桐病死在北京金鱼胡同居所内,享年六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