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展雄，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豆瓣书评人，《经济观察报》特约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19世纪发生了一场撕裂美国的内战，事后诸葛亮地看，林肯赢得战争是毫无悬念的，人们有各种理由相信北军必胜：兵源充足，拥有制海权，联邦政府更集权高效。再加上格兰特和谢尔曼的英明指挥，北方GDP是南部的两三倍，拥有如此压倒性优势怎么可能失败？
但真刀真枪上战场后，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乐观心态。南方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军校，男孩子是从马背上长大的，狩猎、格斗是成长过程的必备功课。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个战斗民族。当纽约的商人在计算账目时，南方人在乡间巡逻，防范黑奴暴动；当费城的工人在加班干活时，南方人在边疆抵御印第安部落。从三星上将、国防部长到各地师长，再到军校教官，南部利益集团包揽了大部分军职。其他地区即便有军事天赋的人，也挤不进这个圈子，格兰特从西点毕业后仕途不顺，只好退伍种田。1850年代，只有一名师级军官是北方人。
内战开始前，军官里有四分之三的改投门户，联邦政府急缺军事人才，而南部的问题则是军官太多了，难以安排岗位。有一个将领视察弗吉尼亚的预备队后，评论道：“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军官，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降为列兵。”而列兵们也多为打仗的好手，他们不用教练就会开枪。北方军人则很多没碰过枪，上战场前先经训练，枪支装卸、保养、射击，从头学起。
南北文化差异从他们的读物可见一斑，北方流行的是《穷查理年鉴》、霍雷肖·阿尔杰，通俗文学鼓励大众奋斗发财，实现美国梦。南方男女阅读历史小说，沉浸于苏格兰起义、十字军东征等冒险故事，文学大师沃尔特·司各特为资本主义美国培养出了最后一批中世纪骑士。他们对平辈尊重、对下等人仁慈、对女子风度翩翩。南国绅士认为北面的邻居（尤其是最北的新英格兰）是一批见钱眼开的店小二，精明但无荣誉感，勤奋但缺少有闲阶级的风采。
和讲究契约法治、个人主义的北部城市不同，南方本部(Solid South)自有一套独特规矩。庄园主和他的经纪人做生意口头协定、非正式的谅解，双方的义务不见诸文字。如果发生矛盾，他们不去找警察、法官，而是决斗裁判。
好莱坞的西部片里，牛仔们一言不合、拔枪决斗，这一习气就是来自于南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参加了多次决斗，曾打死过他的对手。南卡罗来纳有位州长曾以决斗过14次而闻名，并且每次都打伤了对方。1830年以后，国内形势渐趋紧张，有一些议员向其北部政敌发起决斗挑战。后者一般都予以拒绝，这反过来又固化了北佬胆小怯懦的形象。
战斗民族的形成
由于政治、文化分歧，南部各州对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废奴派的两个大本营）的敌意日趋增长，甚至不再认为是同文同种的兄弟。南部军民相信自己血统高贵，跟北方人没有亲缘关系，他们来自于英国的上流社会，直系祖先就是11世纪占领不列颠的诺曼贵族。而北部美国人的父祖是被征服的撒克逊人，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直到在16世纪的资产阶级内战中成功翻身。
保皇派的“骑士党”（Cavalier）战败后，到美洲的南方殖民地避难，那些清教徒平民的后代则迁居北部。俩群人在北美荒原上开疆拓土，直至相遇于马里兰。1767年工程师查尔斯·梅森和杰里迈亚·迪克逊勘察探测，划分出南北边界线。
梅森-迪克逊线(Mason and Dixon's Line)之于美利坚的地理意义，如同秦岭-淮河线之于中国。内战之前，扬基佬仅仅是北方人的绰号，南部居民自称为迪克逊，双方分属不同的教派，遵循不同的民俗。1834年威廉·卡拉瑟斯的《弗吉尼亚骑士党》出版，诺曼起源论开始广为流传。1863年一个弗吉尼亚人宣称，“北佬是‘五月花号’上爬下来的‘撒克逊蛔虫’”，他们不配和“具备高贵血统的不列颠-诺曼种植园主”有任何“关系”。
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对这股民族情绪，无意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书中苏格兰高地人反抗压迫的故事激发了南部读者的想象力，华莱士对抗奸邪的爱德华国王，正如同淳朴勇敢的迪克逊反抗联邦政府。
林肯总统曾讲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内战，如果说文字的力量足够煽起一场动乱，那么《罗勃罗伊》《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担负着更大的战争责任，马克·吐温就将内战的祸端归咎于他的同胞患上“沃尔特爵士症”。
尽管很少有人能拿得出详细确凿的家谱，证明自己祖上是查理一世的骑士党（更遑论六七百年前的诺曼人），但他们对这个民族起源深信不疑，连外国人都注意到这点，认为它是导致美利坚分家的潜在原因。1853年，法国的路易斯·菲利普（Louis Phillipe）说，在清教徒北部与贵族化南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两兄弟之间“包含着相互冲突的利益、野心，以及难以平息的猜忌。”因此不难理解，当脱离独立的消息传来后，男女老少庆祝喝彩，打仗就像过节日。
战争爆发了，骑士们终于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刻。南部同盟国像保留贵族的珍藏一样保留了中世纪的骑兵传统，甚至有人建议，政府部门的公章应刻上一个“骑士”，以鼓舞人心。
最后的骑士
时代已经变了，战场不再是骑士挥剑的竞技赛，近代以来骑兵的地位每况愈下。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骑兵尚能充当一支突击力量，英军第16骑兵团屡次立功，重创华盛顿的起义军。到了1860年代这个军种行将就木，轻骑兵还能做侦查、警戒、掩护等辅助任务，重骑兵则完全退役。
南军将领完全没意识到这点，他们兴高采烈地冲到战斗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体现勇者气概，然后被敌军精准地一枪撂倒。战争刚开始不久，就有两个司令级别的高官在战斗中负伤。军事学家统计过，军官身先士卒，死亡率比普通士兵高15%，当他们骑上马之后，死亡率再往上升到50%。策马扬鞭、纵横沙场，看上去很有美感，但在实际作战里，这就是鲜明的活靶子。
在大炮和步枪的火力大幅增强之后，此类大无畏的进攻方式，与其说勇敢，不如说是愚蠢。拿破仑战争时期，军人们精神抖擞排兵列阵，互相进行三四发齐射，然后高喊万岁，冲上去拼刺刀。而南北战争中很少有白刃战，两军近身肉搏之前，早已对射了十几轮子弹。葛底斯堡会战中，20团（团长是北军最凶悍的将军张伯伦）仅仅在一次攻防战就打出了1.5万发子弹，战役的第三天下午3点至4点，60分钟的战斗造成1.2万人伤亡，这种高度杀伤在过去不可想象。
现代战争强调纪律和服从命令，个人英雄主义没有用武之地。作为个体，南方人拥有最勇敢卓越的单兵素质，可凑在一起后就是群乌合之众。战斗时他们十分勇敢，可是一旦下了火线，简直不能称之为军人。希尔将军(Gen. D. H. Hiel）描述部下：“他们总是有极高度自信，只服从他们愿意服从的东西，战场上他们更像是古代的游侠而不是一具机器。”杰克逊在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是：“告诉希尔，好好训练他的步兵。”
邦联士兵以轻装姿态行军，一枝来复枪，一个子弹盒，一床军毯，别无他物，每个人背负的重量不过30至40磅，而北军却要辛苦地背着60磅重的行囊，而且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操典。南军的习气更接近古代游牧部落，“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史记·匈奴列传》），每次获胜的时候，不能组织起来，扩大战果；而失败的话，则一哄而散。到了战争后期，逃兵的比例高达30%。邦联总统戴维斯哀叹：如果每个服兵役的人忠于职守，我们不可能失败。
得工业者得天下
南方绅士以武德相尚，出现大规模逃跑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南部同盟国的后勤部门管理无方，军需物品匮乏。在1862年冬季，罗伯特·李的部队每天只供应100克咸肉、200克粗玉米粉，偶尔有一把米或黑豆。邦联士兵破衣烂衫，有些人几乎没有鞋穿。当李将军进攻马里兰的时候，数千人掉队落在后面，没赶上会战，后来才得知，士兵光着脚，难以在多石的山路行进。
反观联邦军队丰衣足食，甚至出现铺张浪费现象，一位将军预计，多余的物资足够供应半个法国军队。拿破仑时代一个年度征募士兵不超过20万，而南北战争的四年里，总共有400万人上过战场。向这么多人提供被服、枪支、补给，只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做到。
南部邦联生产的来复枪总共不超过25万支，而北方单单一个斯普林菲尔德工厂就造出近80万支来复枪。19世纪中叶，北部铁轨里程达到2.2万英里（3.54万公里），而南方还没达到一万英里。1861年，联邦设置军事电报部队，成立仅一年后，就有1200名雇员，铺设电报线路6400公里。
电报线接到白宫后,林肯能够跟前线指挥官实时交流，而戴维斯依赖缓慢的邮传。在两人的搏斗中，林肯政府反应灵敏，动作灵活；相比之下，戴维斯政府则是迟钝的壮汉，空有一副蛮力，还经常饿肚子。
铁轨越长，可调动的部队越多；电报线越长，获得的情报越多，战争的胜利愈加依赖战场之外的因素。法兰西第一帝国崛起的时候，产业革命还未展开，拿破仑仅靠个人天才即能克敌制胜，罗伯特·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南北战争预示着日后工业化战争的到来。
普鲁士容克看待英国（一战）、阿拉伯国家看待犹太人（阿以冲突）、普什图武士看待印度（印巴战争），都以骁勇善战的民族性自豪，认为对方是小生意人，不堪一击，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时至今日，仍有人崇拜狼图腾，吹嘘“战斗民族”俄罗斯。美利坚早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所谓战斗民族是个虚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