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一提起周作人，都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而且还是个大汉奸，在民国文化人汉奸中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也因此长期以来都销声匿迹，跟哥哥鲁迅的待遇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直到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的名字才重新被人们提起，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在文坛深处，还有这样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冲淡平和，返璞归真，在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散文之后，他的这种不带一丝火气的散文更加受得了人们的追捧。
在他的散文中，人们第一次领略到了世间万物的美好，一棵树，一只虫，一杯茶，一片瓦，都是那么的充满灵性，让人心灵纯净。他的散文，虽然题材、文字、结构都平平无奇，但却处处透着一股清新淡雅、玄妙通达的人生韵味，因此也被一些人誉为“民国第一散文家”。
其实，除了“文化汉奸”的标签，周作人身上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贡献丝毫不在哥哥鲁迅之下，曾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等有着巨大反响的文章，其中，《人的文学》被誉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郑振铎后来总结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是为纪念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人写的，向来被认为代表了鲁迅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的一面。其实，在这次惨案中，周作人的表现更在鲁迅之上。
早在惨案发生之前，周作人就跟其他教师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和《反对章士钊宣言》，还坚持去女师大给学生上课，以声援学生。“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又接连发表数篇文章，将矛头直指惨案的制造者，并为在惨案中牺牲的学生亲笔写下挽联：“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可惜的是，代表正义的力量在周作人身上并没有保持多久，就在日本人的长枪大炮之下土崩瓦解了。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郑振铎离开北平时，曾专门找过他，劝他早日离开，到抗战的大后方继续教书。但周作人却拒绝了，并对中国的抗战事业表示了悲观的态度：“和日本作战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要撤离北平，为了保护搬不走的大量设施，北大校长蒋梦麟安排了四位教授留校，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尤其是周作人，因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便重点委托他跟日本人交涉，尽量保护北大的教学设施。周作人也做到了。
留守北大的周作人，起初并不想跟日本人合作，毕竟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没有人会乐意当汉奸。日本人多次邀请他担任沦陷区大学的教授，都被他一一婉拒，对日本人的各种约稿、宴会，也都视而不见。有一次，日本宪兵队想把北大的理学院当作宪兵队总部，周作人极力反对，专门找到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强烈请求他劝阻日军的行为，最终让理学院得以保全。
他的转变发生在1939年1月1日。那天，他正在家里跟来拜年的学生沈启无聊天，佣人进来说外面有两个年轻人想见见他，周作人以为是来拜年的，就让他们进来了。
两人进来后，周作人站了起来，突然，一个人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冲着他就开了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弟子沈启无刚站起来，也中了一枪。
两个年轻人走后，家人赶紧把周作人和沈启无送去医院。幸运的是，打周作人的那一枪恰好打在衣服的纽扣上，只受了点轻伤，当天就回家了，沈启无伤势较重，留在医院治疗。
关于这次枪击案，有人说是日本特务干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都没有证据，成了当时的一大悬案。直到二战结束后，有人在美国发表文章，说自己当时是一名普通学生，因愤慨于周作人的亲日行为，而选择了刺杀。
然而，正是这次枪击事件，让周作人彻底改变了立场。枪击案发生10天后，他就担任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不久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1940年12月，周作人被汪伪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周作人又率代表团访日，慰问在侵华中受伤的日军伤病员。回国后，周作人又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将华北很多地方的大学、中学、小学的课本进行了修改，将日语成为各学校的必修课。1942年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正式成立，周作人担任了伪“作协主席”。
就这样，周作人从一个进步文人，彻底沦落成了一个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文坛头号大汉奸。
其实，周作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也都有不同的理解，他曾总结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但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
然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当汉奸的借口，在自己的民族受到侵略时，任何为侵略者服务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最强烈的谴责！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入狱。很多人都为他求情，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发表声明，说周作人留守北大是他的安排，并且确实有保护学校设施的功劳。但是，周作人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是板上钉钉的，“汉奸”的罪名也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周作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为了跟共产党和谈，李宗仁下令释放一批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其中。就这样，只坐了短短的两年多牢，周作人就重新获得了自由。
1949年8月，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对过去的事进行了解释和检讨，希望新政府能宽大处理，给他一个为新中国服务的机会。周恩来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大度地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建国后，周作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但所有文章均不得署名。就在哥哥鲁迅被捧上神坛广外传颂的时候，周作人却躲在书房里无人问津，默默地做着枯燥的翻译工作，连名字都不能出现。
1965年4月26日，已是80岁高龄的周作人在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