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开栏语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科重建以来，在一代代民俗学人努力之下，民俗学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无论是民俗学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有显著提升与拓展，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开展，民俗学人同时成为民俗学研究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学术骨干力量。为了彰显民俗学人的贡献，传承学术精神，我们特别开辟“学人专栏”逐期刊载民俗学人的精品力作，以飨读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学与非遗研究园地的前辈与同仁。
作者简介
黄景春，男，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间文学、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已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
摘 要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学科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的确立，对民间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规划，对民间文学师资人才的培养。钟敬文深刻影响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布局和学术研究现状，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但是，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地位的丧失，也让相关学人陷入边缘化困境。这是困扰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因而需要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钟敬文；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钟敬文的百年人生，在文学创作、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钟先生被称作民俗学家，他的主要学术成果都在民间文学、民俗学方面；而民间文学学科，钟先生有时也称其为民间文艺学，是他学术研究的重心所在。当然，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还体现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今天中国民间文学的基本面貌，无论高校、研究机构，还是文化管理、出版编辑、文旅产业部门，都深深打上了钟敬文的烙印。本文主要讨论钟敬文在民间文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在钟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梳理他在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藉此表达对钟先生的敬仰和怀念。
一、对学科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的确立
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其基本的概念、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中国民间文学的这些关键要素都是钟敬文确立的。他有时也用“民间文艺学”这个概念，与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1987年后改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相对应。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是民间文学的同义语。他的界定是：“民间文艺，只是文艺（就是普通所谓文学）的一种。”“民间文艺，是纯粹地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的文艺，就是所谓的‘口传的文艺’。”[1]他特别说明了文艺就是文学，“口头的文艺”其实就是“口头文学”。在《民间文学概论》中，他给民间文学下了定义：“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2]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从学科研究来说，“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群众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文学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理论的探讨和阐明，或对这种理论的历史进行清理和论述”[3]。民间文学学科则是研究口头文学或口头创作的科学，当然包括阐释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对其历史进行梳理和论述。在钟先生的相关论述中，“民间文艺”与“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与“民间文学”（学科）这两对概念是可以互换的。这也影响了其他学者。刘锡诚在《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中说：“文中谈到‘民间文艺’时，就是指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4]刘锡诚还解释了民间文艺也是民间文学的原因：1950年3月29日，在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等文艺领导人和专家的倡导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进行采集、整理和研究，理事会是由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曲艺等各方面的专门家组成的，并在理事会里设立民间文学组、音乐组、美术组、舞蹈组等几个组。由于研究会包罗万象，该会被称为“小文联”。大约1954年前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加入中国文联，成为团体会员，随后各文艺家协会相继成立，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传统曲艺协会等逐渐分离出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宗旨是负责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1958年，有记者向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的郭沫若先生提问：“既然宗旨在研究民间文学，怎么理解‘民间文艺’？”郭沫若答复说：“在中国的古典文论里，‘文艺’指的就是‘文学’。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名不用改。”因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会名一直延用下来。万建中也说：“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研究民间文学的学科，在现行学科目录中，该学科就被称为民间文学。”[5]
钟敬文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贡献，首先集中在《民间文学概论》一书。这部书是钟先生在教育部支持下召集全国16所高校18位专业教师共同编写的。教材编写前夕（1979年6—7月间），钟先生“写出各章简稿”，在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试讲，学员们（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师）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不少意见。然后书稿进入编写阶段，到年终编出30万字左右的初稿。打印后，初稿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单位征求意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教材于1980年7月出版。钟先生说《民间文学概论》是“集体力量的成果”[2]，这是事实，但也是钟先生的谦逊说法。实际上，这部教材是钟先生过去五十多年从事民间文学调查、研究、教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的民间文学思想体系的全面展现。该教材共分十四章，第一至七章属于总论，讨论了民间文学的概念、范围，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民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与影响，民间诗人、歌手与故事家，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等；第八到第十四章是分体讨论，分别介绍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与民间叙事诗，民间谚语、谜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全书对民间文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明确论定，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相互影响做了分析，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特别是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做了精当概述。与这部教材一同出版的还有《民间文学作品选》上下册，分为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史诗和民间叙事诗、民间谚语和谜语、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七类，与概论构成对应和补充。《民间文学概论》一经出版，立即成为全国各高校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程的指定教材，列入众多高校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参考书目。它深刻影响了后来汪玢玲《民间文学概论》、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叶春生《民间文学概论》、万建中《民间文学导论》《新编民间文学概论》、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等教材，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课程的基本面貌。
当今民间文学进入网络时代，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弱化，集体性特征依然鲜明。民间文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创作方式、传播媒介更加多样化，但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题材范围没有大的改变，钟先生《民间文学概论》的基本架构仍然没有过时，基本理论通过各种新编教材得到延续和发展。
二、对民间文学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钟敬文对民间文学的全面理论阐述集中体现在《民间文学概论》一书中。该书归纳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即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2]，是对民间文学特征的高度概括，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再如，关于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的关系，该书深入讨论了民间文学在题材、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等方面对作家文学的影响，以及作家对民间文学的保存、提炼和再创作，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损害和歪曲等问题[2]。在中国学术史上，这些问题都是第一次得到清晰论述。
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钟先生注重辨析民间文学的文体特性，比较神话、传说、故事（狭义）之异同。当其他学者还粗略地把民间口头叙事区分为神话、童话（赵景深）或神话、故事（罗永麟）时，只有钟先生将它们严格区分为三体。在明辨文体的基础上，他对罗永麟提出的“四大民间故事”的故事属性提出质疑，推动了“四大民间传说”概念的生成[6]。四大民间传说的广泛接受，让钟先生明辨民间文学文体的努力取得收获，原本专业研究人员都辨不清的传说，现在非专业人员也有了一定的辨识力。
《民间文学概论》出版以后，钟先生又陆续产生了一些新思考、新见解，以论文、讲话稿的形式发表出来。他在1935年就提出“民间文艺学”的概念，认为“这种学科的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一般的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与说明”，它的特点是口传性、集团性，还有类同性、朴素性[1]。
1950年他出版了《民间文艺新论集》一书，到80年代，他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了全面阐释。《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是钟先生倡导创立民间文艺学的纲领性文章。他认为民间文艺学，“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文学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7]。所谓“系统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原理研究，即关于民间文学各方面现象的理论探究。其二，历史的探索和编述，如作品史、科学史（诸如神话学史、歌谣学史等）。其三，评论工作，对于民间文学作品及有关的理论著作应有及时的评论活动。其四，方法论及资料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吸取各种方法”；既要梳理历史文献，还要通过田野作业获取当代资料[7]。他认为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我国历史上文学这个对象，依我看，大概应分为三大干流，一是专业作家的文学（书本文学），其次是俗文学（唐宋以来的都市文学），再次是民间口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文学）。三者彼此自然有交错的地方，但是，大体上是各有疆界的。”他认为“一般文艺学”是关于古今专业作家创作的文艺学，而且是依照某些外国这方面著作的框架编纂出来的，很少涉及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口头创作，从作者身份、思想、感情、艺术特点、社会联系、社会功能到传播方法、艺术传统等，跟古今专业作家的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性。要研究、阐明这种文学的性质、特点、功用、影响等，决不是只运用作家文学的文艺学所能办到的。它应该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特殊文艺学’——民间文艺学。”[7]他在分析“民间文艺学”时，所涉及的文体是歌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小戏等。1989年完成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讨论了古代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搜集，古代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论述，都落实在民间文学上，讨论现代歌谣、传说、故事用了民间文艺学，但并未涉及其他民间艺术[1]。作为长期开设民间文学、文学理论课程的学者，钟先生的民间文艺学基本不讨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等问题，而是聚焦于民间文学基本问题的讨论。
建设民间文学，就必须做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改编等问题。1949年9月钟先生撰写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就讨论了忠实记录的问题。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针对调查采录工作，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这个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过热烈讨论。如何全面搜集？如何忠实纪录？忠实到什么程度？是否要做到“一字不移”？如何处理好整理、加工及再创作的关系？如何保证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些都是国内首次深入讨论的问题。中国民研会组织学者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相关文章收入1962年出版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
当时钟先生因被打成“右派”，相关见解没有收入该书。1980年他发表《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一文，回应20年前的那场争鸣。该文讨论了记录、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是否应该忠实于原来人民群众的口头讲述，或忠实到什么程度”，也讨论了改写民间故事、传说，作家依据民间故事、传说进行再创作等问题。他认为应“严格分开忠实纪录、谨慎整理或改写、再创作这三种方法”，对于我们的科研、教育和文艺创作都是必要的[8]。他在指导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时，对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提出要求。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应把握文学性和科学性两个标准。所谓科学性，就是“保存它的原貌”，“要保留它原来的真和美”[9]。开展“三套集成”工作时期，钟先生年事已高，每天教学、科研、社会活动等事务很多，但作为这项文化工程的发起人之一，他不仅担任“三套集成”全国总编委会常务副总主编，还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10]。萧放回顾了钟老对这项工作的重视：“1984年，钟老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当年钟老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间故事，每个省都有一卷，最后汇总到北京来审定。评审开会的时候钟老必到，必定要听完大家发言，然后自己提意见。”[11]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的一部分。这项宏伟工程给19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留下一份全面的素描图，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料，这项工程容含了钟先生的大量心血。
事实上，钟先生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愈到晚年思考愈多，用力也愈多。当然，中间也遇到一些新问题。
三、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钟敬文的民俗学研究，一直是带有鲜明文学色彩的民俗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钟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一直在民间文学领域内进行，他致力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为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打下了坚牢的基础。
钟敬文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建立在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基础上。他借助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话语建设的需要，利用民间文学参与国家意识形态阐释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国家体制内为民间文学谋取了一席之地，为学科发展开拓出一片天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通过搜集、整理、改编民间口头作品服务于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搜集与整理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的核心。”[12]由于这些搜集、整理工作都服务于新生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围绕作品鉴赏、作品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展开”[12]。为了对接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钟敬文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强调了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的创作，“反映出来的生活现象和思想感情趣味等也往往显得真实，显得充沛和健康”，他提请人们多研究“真正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的创作”[13]。1950年他在《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发表《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此文一年后出版了单行本。文中使用了“人民口头创作”“广大人民的口头创作”等概念，跟苏联“人民的口头创作”的理论紧密对接。①他说：“（劳动人民）创出了无量数的物质财富，更创造了无量数的精神财富。口头文学就是这个财富中的一宗。这宗财富决不是等闲的。其中包含着不少有益的东西，包括着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14]他引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把古代文化区分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优秀的民间文化及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提出把优秀的民间文化吸收起来，发展民族的新文化。具体来说，对民间的口头创作要“吸取它的精华来建立和丰富新文化”[14]。钟先生对口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人民口头创作的教化上的潜力，往往不是我们一时脑子能完全测度得尽的。现在我们盟邦苏联的教育家，在培养国民的爱国思想、情操上，相当重视民族的口头创作。我想，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广大人民过去在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美好文艺作品，是汇集了众多的体验、众多的思索和众多的才能创造成功的。这种作品比起个别的优秀作家的创作，往往还更深刻、更伟大、更富于艺术的香气[14]。
《民间文艺集刊》第一至三册，以及1955年创刊的《民间文学》，都能体现钟先生的民间文学思想。这些书刊既发表研究文章，也发表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文章具有理论导向性，民间文学作品则是所谓优秀的民间的口头创作。当时，“民间文学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15]。因此，民间文学受到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所高等学校的中文系相继开设了这门课程，名称大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北京的高等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兰州艺术学院等，自1949年起先后在中文系开设了民间文学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于1953年率先招收民间文学研究生。”[16]随着钟门弟子研究生毕业后到各高校任教，河南大学、辽宁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中文系也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有人开设出民间文学课。
钟敬文认为人民的口头创作“比起个别的优秀作家的创作，往往还更深刻、更伟大”，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对民间文学做出了过高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青年学者片面接受了这些评价。“学界有一种把民间文学过度拔高的见解，最典型的是1958年北大五三级的学生写的文学史和北师大五三级学生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作者们把民间文学说成是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16]这引起一些著名文史学者的反感和批评。后来钟先生对这种过度拔高也做了批评。他说：“那时候，当然也有些‘左’的思想的影响，如有的同志提出过文学的主流就是民间文学的主张。”[3]但是，当时推崇民间文学地位的声势很大，无形中也改变了一些学者的轻视态度，重新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正因如此，民间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内取得一席之地。1983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民间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②1990年版的专业目录，民间文学仍是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学科代码为050104。
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一部分是通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实现的。“民研会”建会之初，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钟敬文因专业声望而“主持该会工作”[3]，成为该会专业工作的实际推动者。“‘民研会’在这一时期工作主导着民间文学的学术转型以及新的人民文学的建构，同时也关涉民间文学调查这一奠定民间文学资料体系建设的研究工作。”[17]其间，由于被戴上“右派”帽子，钟先生有几年时间离开了“民研会”领导岗位，但他的研究和思考并没有停止，他的影响也从来没有消失。到20世纪80年代初，钟先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兼民俗学部主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行政和学术职务，成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指导者。1983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举行第二届年会，庆祝钟敬文从事民间文学工作60周年成为会议的重要主题：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有多个主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两个主题，一是“加强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开创民间文学工作的新局面”，二是“庆祝钟敬文同志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周年”。从年会的两个重要主题来看，这是一次全面奠定钟敬文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界领袖地位的一次大会。[18]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钟先生担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他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他越来越多地把民间文学放在民俗学的框架内加以考量。这在1979年已有前兆，他在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说：“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1]此后，钟先生越来越强调民间文学的民俗学属性。当时教育部专业学科调整，有意拿掉中国语言文学下的民间文学二级学科。经过一系列运作与博弈，民间文学被划归到社会学下。这一转变体现在1997年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间文学丧失了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地位，被划到社会学下的民俗学二级学科之中，在民俗学后的括号里备注“含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成为社会学下的一个类似于三级学科的存在，这给正在中文系执教的专业教师造成极大的困扰：他们的人员编制在中文系，专业却被划到了社会学系。问题是，相比于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这些二级学科，民俗学本来就在社会学系处在角落的位置，而民间文学又是民俗学内一个角落。社会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问题，跟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强调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学问题，对研究虚构、想象、抒情作品的文学比较陌生，也不乏排斥。把民间文学放到社会学一级学科里，社会学系不会有人研究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处在社会学内角落的角落之中，从学科设置上来说，它被引进了死胡同。
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学科归属转变，问题演变的背景比较复杂，已经成为一个说不清楚的公案。问题是，这种学科处境给民间文学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职业和学术困境。对于这种困境，近些年刘锡诚、万建中、江帆等学者先后著文呼吁解决，其他学者也为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地位的恢复而努力，但迄今无果。
当今中国，民间文学在12所高校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方式维持存在，③解决了学科合法性问题；其他多数民间文学教师，不是依附于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就是依附于社会学下的民俗学，都处在边缘地带。有些高校民间文学教师挂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也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钟先生为民间文学学科建设奋斗几十年，余下的未竟事业，仍需后学继续努力。
四、对民间文学师资人才的培养
作为一位民间文学研究大师，钟先生是民间文学研究和教育的高峰的象征。他从1950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这里一直都是民间文学人才培养的中心。钟先生在这里培育了大批高级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到各地高校执教，推动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
钟先生1941—1947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始教授民间文学[3]，当时似乎没有培养出多少高水平专业弟子。真正造就高水平专业人才，是执教北京师范大学以后的事情。1953年钟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第一届招生5人：张紫晨（张紫臣）、乌丙安、张振犁（张振离）、蔚家麟、李淑华。1955年招收第二届研究生6人：邵海清、陈子艾、屈育德、潜明兹、巫瑞书、杨秉礼。同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创立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名曰“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教师除了钟先生，还有张紫晨、许钰；翌年增加了陈子艾、潜明滋，张紫晨年底转到“民研会”工作。1964年钟先生招收第三届民间文学研究生2人：叶春生、李绪鉴[19]。除了招收这三批研究生，民间文学教研室还接纳一大批各地院校的进修教师[20]。这些研究生、进修生返回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转化为民间文学教学、科研骨干，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建立相应的教学点。乌丙安在辽宁大学，张振犁在河南大学，屈育德在北京大学，巫瑞书在湖南师范大学，叶春生在中山大学，都分别建立起民间文学学科点，后来还招收研究生，有的还培养博士生。
1979年钟先生恢复招收研究生，第一批招录的研究生有程蔷、刘铁梁、李德芳、李稚田等人。1986年开始招收民间文艺学博士生，第一位博士生是董晓萍，人才培养跃上新台阶。“上世纪90年代初，九旬高龄的钟先生还发誓，要为中国民俗学培养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导毕业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读的还有15位，也算基本实现了这个宏愿吧。”[11]2002年去世前夕，钟先生以99岁高龄，仍在指导博士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创造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一大奇迹。50年时间，他为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培养了数以百计的高水平专业人才。他门下早年毕业的研究生都已年迈，有的已经作古；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大多过了退休年龄，但也有一些仍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他的二传、三传弟子也已在各高校担当科研、教学的重任。
除了这些亲炙弟子，全国各高校前来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民间文学的教师，也都深受钟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1979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利用暑期开设“高校民间文学骨干讲习班”（俗称“民间文学黄埔一期”），钟先生发表了关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演讲，还试讲了自己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各章简稿，让学员展开深入讨论。这些学员（如柯杨、汪玢玲、陈勤建、李惠芳等）也都以钟先生为导师，蹈循他的学术理路。国内外一些慕名而来的访问学者（如陈建宪、敖琪、加藤千代等）也大都挂在钟先生名下，他们也自认为是钟先生的弟子。萧放说：“新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老搞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他去世，可以说培养了中国民俗学界80%以上的人才。”“现在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基本都是钟老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11]萧放所说的民俗学，是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施爱东也说：“在中国民俗学界，至少60%的从业者都是钟敬文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21]钟先生培养的众多弟子，在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界不管占80%还是60%，都是一种估摸的说法，但都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内，传承的主要是钟敬文的衣钵，流淌的主要是钟敬文的学术血液。钟敬文的学科建设成果奠定了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基本格局。
这些弟子不仅分布在各高校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内，在诸如社科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这样的文化指导部门，在出版编辑单位，在文化管理和非遗保护部门，也都分布着钟先生的弟子和再传、三传弟子。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钟老的事业后继有人；另一方面，我们还需看到，由于这些人相当多毕业于中文系，由于学科归属于社会学系，他们毕业后立即面临无学科可依的困境。已有12所大学通过自主增设二级学科解决了民间文学的合法性，更多的民间文学教师依傍其他学科，在强调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的今天，他们都处在尴尬的境地。也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角度和制度层面的扶持与保障，中国民间文艺学应尽快从社会学及民俗学的学科归类中脱离出来重新回归文学本位，以走出低迷，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22]
对于民间文学的这种学科困境，刘锡诚先后在《文艺报》发表《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民间文学向何处去》，指出中国近百年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从来是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实际是各自分立的两个学科，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史实际，而民间文学与民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万建中在《给予民间文学应有的发展空间》一文中指出：“高校民间文学学科点的不足，学界对民间文学学科认识的偏差，尤其是学科体制将这一学科排斥于学科目录之外，严重制约了这一学科的继续发展。”他建议将民间文学重新纳入中国语言文学，恢复二级学科地位；或者建立和发展民间艺术学一级学科，民间文学“作为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在民间艺术学的学科框架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发展空间”[23]。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接续万建中的建议，试图为民间文学在艺术学门类下找到出路。他认为：“民间文艺不只是民间文学、美术、工艺等横向类别的构成，更是‘艺术学’意义上一种纵向的、基础性的存在。”他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下，设立民间文艺学一级学科，下设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学、民间文艺学理论等3个二级学科[24]。他拟议中的民间文艺学，回到了这一概念的原始意涵。从学科建设的逻辑来说，这也是解决民间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条道路。但是，离开文学而强调其艺术学特征，似乎又偏离了它的基本属性。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钟先生为民间文学开辟的一片天地，是我们学术耕耘的沃土，也是我们教书育人、传承中华文明的职业岗位所在。今年我们纪念钟老诞辰120周年，缅怀他的学术人生，敬仰他的非凡人格，同时也应凝聚我们恢复和建设民间文学学科的信心。学科建设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民间文学是最本色、最美妙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我们正迎来民间文学发展的新机遇。只要学科同仁勠力同心，不懈奋斗，我们的民间文学学科一定能够回归本位，重新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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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一）注释
①该单行本附录了钟先生的“民间文艺论”片段。
②笔者还没查到1983年的学科专业目录，此处的依据是潘鲁生的说法：“‘民间文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为大学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八十年代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参见《民俗研究》2021年第４期，第10页。
③截至2019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闽南师范大学、重庆三峡学院等11所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增设了民间文学二级学科；中山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二级学科，民间文学包含其中。
（二）参考文献
[1]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3]《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刘锡诚：《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代使命——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
[5]万建中：《给予民间文学应有的发展空间》，《北京观察》2016年第9期。
[6]施爱东：《“四大传说”的经典生成》，《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
[7]钟敬文：《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四月十一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摘要）》，《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
[8]钟敬文：《关于故事记录的忠实性问题》，《山茶》1980年第2期。
[9]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等问题——在第二次“集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3期。
[10]贺嘉：《钟敬文与民间文学集成》，《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5期。
[11]武云溥：《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新京报》2009年10月21日。
[12]毛巧晖：《〈民间文学〉与新中国民间文艺学——基于1955年至1966年〈民间文学〉的考察》，《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
[13]钟敬文：《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文艺报》1949年7月28日。
[14]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
[15]毛巧晖：《文本与理论：民间文艺学的双重建构（1949—1966）——以〈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
[16]刘锡诚：《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7]毛巧晖：《民研会：1949—1966年民间文艺学重构的导引与规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8]冯莉、施爱东：《〈民间文学论坛〉创办时期的编辑工作及其特点》，《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
[19]董晓萍、连树声等编：《钟敬文全集》（第28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230页。
[20]许钰：《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昨天与今天》，《口承故事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21]施爱东：《学术生态五谈》，
http：//www.hnsk.gov.cn/content/2014/04/15/9598092.html。
[22]江帆：《困惑与忧虑：民间文艺学归属何处》，《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6期。
[23]万建中：《给予民间文学应有的发展空间》，《北京观察》2016年第9期。
[24]潘鲁生：《关于“文化遗产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思考》，《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二〇二三年第六期
公众号总指导：萧放
内容顾问：朱霞 鞠熙
指导教师：贺少雅
公众号主编：叶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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