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
至少近十年来，传统“科普”作品一直是许多出版社和媒体的鸡肋——似乎总要有这样一个种类，但如今几乎总是与“畅销”绝缘。有少数“叫好不叫座”的，虽受学者好评，但通常也不畅销，而且又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传统的“科普”理念有问题，而且如今问题正在越来越严重。
什么叫“科普”？因为科学是好东西，要普及给公众（我们甚至还有一部《科普法》）。因此“科普”有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凡是科学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传统“科普”以歌颂科学技术为己任，是跪倒在科学面前对科学盲目崇拜的。它是一种“科学高高在上，公众嗷嗷待哺”的单向灌输图景。
传统“科普”曾在18、19世纪呈现过不少令科学家陶醉的图景。那时会有贵妇人盛装打扮后，在夏夜坐在后花园的石凳上，虔诚地聆听天文学家指着星空向她们普及天文知识。……至少在19世纪，衣冠楚楚的听众还会坐在演讲厅里，聆听科学家的演讲。这样的图景今天还可能重现吗？
我们几十年的传统“科普”已将科学弄成一个怪物：它既被尊奉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同时却又被“普及”成一个粗俗之物——它已经不值得贵妇人为它盛装打扮了。
今天有些中老年人士每每感慨科普盛况不再，常喜欢拿当年《十万个为什么》如何畅销来说事，他们质问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科普工作者不能再拿出那么优秀的作品来了？其实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到底算不算优秀，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如果将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和今天的同类书籍相比，后者信息更丰富，界面更亲切，早已比《十万个为什么》进步许多。当年的《十万个为什么》之所以创造了销售奇迹，是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同类作品，它客观上近于垄断状态。其实这种特殊机制下的奇迹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罕见。而今天国内的科普类杂志，能有几万份的销量就可以傲视群伦了。
所以近年不断有人追问：为何“科普”的路越走越窄？
新形势呼唤新理念
传统“科普”的困境，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在以往一百年中，科学自己越来越远离公众。科学自身的发展使得分科越来越细，概念越来越抽象，结果越来越难以被公众理解。
第二个，公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最基础的科学教育已经在学校教育中完成，就中国而言，对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作品的需求自然也就大大减少了。
第三个，科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科学家可以越来越轻易地获得社会资源，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来寻求赞助和争取社会资源了。科学共同体不再热心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他们已经不屑让公众了解自己在干些什么。
所以基本上可以断言，传统的“科普”概念已经过时——它需要被超越，需要被包容进一个含义更广、层次更高的新理念之中。
以前曾有过一个“高级科普”的说法，主要是指写给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文化学术工作的人士阅读的“科普”书籍。但是“高级科普”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因为它仍然在传统“科普”的陈旧理念框架之中。
面对新形势，我们需要新理念。这个新理念，我通常称之为“科学文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传播”或“公众理解科学”，亦无不可。它除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即传统“科普”的内容），还要让公众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关系，了解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了解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前景，包括可能带来的灾祸，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科学技术。
传统“科普”的理念是科学主义的，它对科学技术只有仰视，是“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所以天然排斥一切对科学的质疑。
而被时代呼唤的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科学主义的，它不再对科学仰视，不再对科学“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而是力图正确地看待科学。新理念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滥用，都保持着恰如其分的戒心。新理念还非常重视当代科学争议中的利益维度，对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抱有高度警惕。
这里特别要指出，对于当下种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争议，利益维度经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考路径。例如，在转基因作物争议中，主张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几乎全部是可以从这种推广中获得经济利益的集团或个人；而反对转基因作物的，通常都不可能从这种反对中获得经济利益。那么争议的两造谁更干净一些，谁更可信一些，就很容易看清楚。利益集团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争议中回避或忽视利益维度，他们利用科学主义和传统“科普”的话语，竭力将各种伦理问题和利益之争转化成所谓“科学问题”，然后再以“科学权威”的身份将有利于他们自身的结论灌输给公众。
回归“科普”的原初目的
许多热心人士经常谈论“科普的振兴”。他们的用心当然是好的，但“振兴”之路安在呢？“全社会共同重视”、“政府加大投入”之类的老生常谈，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了，然而传统“科普”的困境依旧，而且愈演愈烈。
其实传统“科普”已经无需“振兴”，但如果我们还舍不得“科普”这个词汇，非要在给它注入新生命之后继续使用它，那我们必须回到“科普”的原初目的——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进行“科普”的？
对此问题，许多人会脱口而出：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科学呀，为了让青少年更加热爱科学呀，如此等等。
但是，错了！这些都不是“科普”的原初目的。“科普”的原初目的，应该是和科学的原初目的一致的——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
科学曾经取得无数激动人心的伟大进展，激起后人的景仰之情，所以我们以前一直将科学看成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从不考虑它的负面价值或影响，也不愿意考虑它被滥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按照我们以前朴素的想法，一个绝对美好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滥用的——无论怎样使用它都只会带来更多更美好的后果。由此还产生了一个实际上未经推敲的推论：科学技术的发展永远是越快越好。
多年以来，科学技术的特快列车风驰电掣，我们乘坐在上面。开始我们确实是狂喜如同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那对在船头迎风展臂的青年男女。然而正是在这种狂喜中，我们迷失了“科普”的原初目的——既然科学技术那么美好，我们歌颂科学技术，增进科学技术的权威，就能够增进我们的福祉。久而久之，我们就不知不觉地用歌颂科学技术、增进科学权威取代了“科普”的原初目的。
但是到了今天，科学技术已经不那么美好了。特别是当科学技术和商业利益紧密结合之后，它开始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资本的帮凶角色。我们逐渐发现，对于这列科学技术的特快列车，它的车速和行驶方向，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发言权了。我们只能茫然地坐在车中，窗外景物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既不知列车驶向何方，也不知是谁在操控列车，只知道列车正在越开越快，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下车。
在这样的列车上，“科普”怎么还能继续迷失在对科学技术一味歌功颂德的状态中呢？如果我们同意回归“科普”的原初目的，那么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担负起对科学技术进行监督、警示乃至批判的重任。
来源：《科学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