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金陵大学
文 | 章开沅
1946年秋季，回家没过多久，我又前往南京，正式就读于金陵大学，生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我之所以选定金大，有两个原因：一是金大农经系颇负盛名，我早就有志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并投身农业改良工作。二是离家较近，看望父母比较方便，两个堂叔父（学濂、学澄）也都曾就读于金大，因而对这所大学更有亲近感。
因此，我与陈翘邦第一志愿都报的是农经系，第二志愿是农艺系或园艺系。但入学经过简易测试后，翘邦如愿进入农经系，我却被莫名其妙地招进历史系。
经过连续两次失学失业之痛，我已经养成随遇而安的习性，只要是有饭可吃，有书可读，便心满意足。
因此，我没有要求转系，高高兴兴到历史系报到，从此与历史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金陵大学虽然位于南京市区，但地处鼓楼、玄武湖、紫金山之间，山光水色，环境相当幽美。一进校门就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坪，迎面就是矗立于高坡上的北大楼，其下两排是一色中西合璧的高大教学楼房，布局疏密有致，园林之美亦属上乘。
对于我这个多年在四川穷乡僻壤竹篱茅舍中苦读的土包子来说，简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新世界。
但是第一学期我却未能定下心来认真读书，一是由于适应正规大学学习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过去患难中结交的好友邀请聚会太多，占了大部分课余时间。
开学不久，王正炳与小倪结伴来访，依然是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他们辞别军营，重操故业，老王回原来的印刷厂整天排字，小倪仍在公共汽车上卖票。
他们那浓重的南京口音充满友情，很快就驱散了我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南京人，而南京人就是他们，朴实厚重，安居乐业，和善可亲。
当然，现实中的南京人并非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非常珍惜铜梁那一段患难之交，经常利用休假引导我游览这六朝古都的各处名胜。
与我交往更为密切的，还是闻刚与秦邦文。董务民远去北京，与我只能保持书信联系；陈翘邦与我虽然住同一宿舍，但因不在一个院系，已经各有各的密友圈，老友彼此反而疏远了。
闻刚从计政班毕业后，已在新疆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任职，秦邦文则在海军一个下属仓库当会计。他们都没有成家，甚至连正式的恋爱对象也未见踪影，所以常在周末邀我去看电影或到夫子庙吃茶听戏。他们虽然工资不高，但都单身一人无需养家，倒也吃喝不愁。
从四川偏僻小城镇突然进入纸醉金迷的大都会，年轻人难免需要享受一下。夫子庙是普通市民吃喝玩乐的首选，这里的茶馆与四川小城镇的大不相同，陈设和茶具都较高雅，除品茶外还有许多可口小吃可选，我们最喜爱的是鲜汤干丝和萝卜丝饼。
大一点的茶楼都有演艺助兴，主要是相声、评弹、大鼓与京剧清唱。演员中不乏俊秀人才，唱腔虽然未能绕梁三日，但亦有回肠荡气的片段，使人流连忘返。
夜深人静，乘马车披着月色回校，马路上行人已稀，只有马蹄声声，催人入眠。这是当年南京大学生夜间休闲之一种，当然前提是闻、秦两位好友囊中尚有余钱。
吴天牧已回复旦大学中文系继续就读，每月也有一两个周末邀我作长夜谈，除文学、人生外，也常议论时局国事，当时大学生多数是满腹牢骚。
他来南京借住在表妹家，房间比较宽大而又邻近金大，表妹的父母都在较远外地工作，所以只留下读高中的表妹一人独居。表妹似乎害过小儿麻痹症，行走稍有不便，但温顺勤快，热情待人，每次去都是由她沏茶做饭。
1948年时局更为紧张，表妹又面临毕业、高考，天牧大概是忙于课余打工维持学业，无法每月回来探视表妹，所以便委托我就地关照，适当指点她补习功课。
我受好友重托，自然不会敷衍了事，曾利用好几个星期天辅导她复习。但后来由于学运活动频繁，连星期天也难以休息，逐渐就疏远了，有负好友重托。但我相信，表妹的亲生父母绝不会弃病弱幼女于不顾。
其实我在南京还真有一个家，周末并非只与三朋四友在外面游荡。这个家离金大不远，就在成贤街中央大学校门附近。这是另一个堂叔父学溥租住的一栋两层楼房。楼下作为诊所，楼上是家用住房，倒也非常宽敞幽静。
溥叔原来学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贵州，毕业后一直在贵阳卫生院工作，随后升任院长。而溥婶就是他共事较久的护士长，现在则为“章学溥大医师诊所”的护士兼挂号与司药。
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叔祖母与婶子（学濂之妻），婶子是助产士，所以屋顶上也有“×××助产士”的招牌，与溥叔的招牌并列。
叔祖母原住上海法租界，生活优哉游哉，现在则靠自食其力的儿女供养，很多家务必须自己料理，亦可见我那个家族逐渐名存实亡。
溥叔夫妇主要是为邻近的中央大学师生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医术较精且态度和蔼，前来就医者颇多，收入尚属丰厚。濂婶作为受过正规教育且已注册的助产士，很得这一带居民的信任，接生业务也很兴隆。所以他们一家老小十余口人，尚能维持中等以上生活水平。
叔祖母（我们按老辈排行称二奶）原来住芜湖时，因同情我父亲自幼丧母，故视若亲生子女。她对我母亲感情更深，比对自己的儿媳还更为怜惜。
她知道我在金大读书，便经常命我回家吃午饭，有时还购买大闸蟹等时令佳肴为我加餐。我不会吃螃蟹，她就帮我一点一点把蟹肉剔出来，加上醋与姜丝，让我从容品尝，最后还把已拆散的蟹壳拼拢，让年幼的堂弟妹观赏。
因为溥叔夫妇工作较忙，星期天照常营业，而二奶又有午睡的习惯，所以午饭以后濂婶就邀我到她房间小坐，与年幼堂弟（开胜）、堂妹（开智、开鸣）做伴，她自己边织毛衣边轻声吟唱。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家人团聚的温馨，与芜湖老家那种陈旧礼仪束缚下的冷漠与疏远，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这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中也并非没有缺陷。长期在交通部驻香港机构工作的濂叔，由于已有外遇很少回家，即使回南京也住在旅馆。
濂婶是叔祖母娘家的侄女，由于父母不幸被上海黑道人物杀害，自幼寄居在我们大家庭，与濂叔青梅竹马终成感情甚笃的夫妇。未想到中年以后却产生如此变故。
每次与堂弟妹相伴玩耍，偶尔看见濂婶幽怨的眼神，我总不免产生若干伤感。战争使人们妻离子散，但有些人散而复聚，有些人则既散而难以弥合。尽管抗战早已结束，但战争衍生的灾害仍然笼罩着我们。
我就是这样松松垮垮地读完了金大的第一学期，然后回到芜湖扎扎实实过了一个农历年，这也是我1938年以来在家中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年初一，祖父依然像抗战前一样，站在堂屋中间，背后挂满祖宗画像，接受全家跪拜贺年，随后又率领全体成年男性成员，在堂屋厅前站成一排，接待家中仆役、公司员工与外来拜年的亲友。
东西两院依然是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盈耳，但热闹中已经隐含若干凄凉。除家族庞大产业已经掏空外，还有好多亲人逝去，包括外婆、疯子舅舅（母亲的大哥）、六弟开运、出生不久的民贵，还有留在芜湖看守老宅的五奶（祖父堂弟夫人），连过去每年抢在前面贺节的金、钱两位老者也仙逝多年了。
不过，从四川回到芜湖以后，也只过了这么一个像模像样的春节。第二年的春节，由于祖母突然病逝，家中发丧致哀，也就谈不上什么过年了。
这一年祖父的情绪比较平稳，对我们这些外地归来的孙儿似乎还增添了几分关切。寒假结束，他亲自派人为我们买好车票，送我与三哥到南京上学。
八年离散似乎已是消失的梦境，全家人都在强颜欢度春节中减轻了颠沛流离与相互思念之苦。
整个寒假我都在芜湖的乡下度过，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也不大急于有所知，完全沉浸在全家团圆的欢悦之中。
到校以后，才知道寒假留校同学已经为“沈崇事件”举行过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随即又爆发了“反美抗日”游行示威。
复员后校园的暂时平静已经不复存在，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按照我的个性与既往经历，我应该是很快投入进步学运，但我回校以后却未能及时表明政治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入学不久，对周围情况不大了解，也没有进步同学主动与我联络，寒假又完全与外界隔绝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青年军联谊会”这个组织对我有所约束。
寒假期间，预备军官管理局曾经给所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发出通知，要求立即成立各高校“青年军联谊会”的分会，但并未告知成立办法与会务领导候选人。
回校以后，我发现分会已经成立，并选出王昆山等五人组成干事会，王被一致推选为干事长。王昆山是皖北人，退伍前是宪兵，不属于青年军系统，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悉。
说老实话，在旧军队，多数士兵与基层军官都很讨厌宪兵，仿佛司机之仇视警察。但是，大家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宪兵来当头头呢？
据知情同学说，此人好像原来就与预备军官管理局有过联系，是管理局指定由他召集开会成立分会的。他较有社会经验，能说会道，办事麻利，所以大家就一致选他担任干事长。
我们复员青年军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互不相识，向预备军官管理局报到并领取补贴（学费已经免除），由于都是由个人自行办理，因此很不方便。
金大联谊会成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些事务统一办理，由联谊会领取后一并交学校伙食团。当然，这正是预备军官管理局对青年军复员学生加强约束的重要措施，而王昆山便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
第一学期，由于金大刚从成都迁回不久，部分宿舍尚未修复，我们这些青年军新生大致有五六十人，都挤住在一栋宿舍顶层两间面对面的大房间里，清一色双层铺，除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放杂物外，别无其他任何桌椅。
我与王昆山恰好同屋，不过我住在近门处双层床的下铺，出入比较方便；他却住在最里面，并且睡在上层。
他似乎有意选的这个床位，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室，我们的一举一动便都在他的视线注视之中。
我与他从未交谈过，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成见或不敬之处，但有件小事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
我原先在九中时曾用旧砚台背面雕刻过一幅自画像，自认为是一幅比较满意的标准像。那砚台早就遗失了，但我进入金大后却未能忘情旧作，根据记忆用铅笔重新画了一幅自画像，并且贴上硬纸加固，放在床头。
这本来是私人生活小事，但我却自谑式地写了一句跋语：“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也无非是聊以自求多福之意。
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家谱上说章姜同源，姜太公有个儿子封邑于鄣，遂以章为姓。我小时候爱看《封神榜》，特别崇拜姜子牙这个神通广大的老祖宗，题词意在祈求吉祥，避祸免灾。
不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竟然引发这位职业宪兵的猜疑。
有天晚上，我刚回宿舍，他就躺在床上，仿佛是对全室大声宣告：“你们知道武则天叫什么？她自称武瞾，瞾就是目空一切。”当时大家不以为意，我也没有任何联想，但有位也是来自皖北的好心室友告诉我：“王昆山那些话是针对你说的，他看过你的自画像，认为你太狂妄了。”
我付之一笑，认为没有必要为此事做任何说明，只当没有任何觉察算了。但我内心也觉得王昆山过多猜疑，不好相处。
幸好第二学期宿舍会有所调整，我与翘邦搬到楼下四人一间且有桌椅的正规寝室，远离退伍军人聚集之地，减少了不少无谓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