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叔本华
乍见五花八门的教学机构多如牛毛，学子与教师熙熙攘攘，我们可能陷入“人类已经极为重视求知与真理”的幻觉，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
教师授课是为了赚钱，他们追求的不是智慧，而是道貌岸然的外表和声誉名望；学生学习不是为了求知与思考，而是为了吹嘘和谈资。
每隔三十年，世界上就会涌现出一代新人，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他们只想狼吞虎咽般吞食人类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然后让自己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人都更聪明。为了这个目的，年轻人去大学求学，挑选最新的书籍，这些书籍作为他们的伙伴，都必须够短、够新，就如同他们也是崭新的一样！然后他就有资本吹毛求疵，对事物妄加评判。在这里，我还没有囊括那些把学习当作饭碗的人。
各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学生与学者们，其求知的目的通常只在于获取信息，而非深刻认知事物。他们以搜集掌握各种资料、信息为荣——诸如岩石、植物、战争、实验以及各类书籍。但他们从未想过，信息仅仅是求知的一种手段而已，信息本身并无价值，再者，哲学思维的特点其实是它的思考方式。那些“伟大”的博学者拥有庞杂的知识。我有时候不禁自言自语：“啊！不动脑子居然可以读这么多书！”有报道说老普林尼总是在读书或者听人读书，无论是在餐桌前、旅行中，还是在沐浴时。我不禁要发问了，此人是有多么缺乏自己的思想见地，才会如此需要别人源源不断地传授思想，就像肺痨患者需要清炖肉汤续命一般。无论是他那毫无辨别力的轻信盲从，还是他那难以理解的、令人厌恶的一味节约笔墨的笔记本文风，都无法让我高度评价老普林尼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不利于自己思考，大量的写作与教学也会使人没有时间对知识进行清晰透彻的理解，从而使人失去思考的习惯。因此，在表达中，他必须用词语和短语来填补清晰认知的空白和缺口。许多书籍乏味无比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不是因为讨论的主题枯燥。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好厨子甚至能用一只旧鞋底做出开胃好菜，好作家也可以把最枯燥的主题写得妙趣横生。
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获取知识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因此，他们永远无法在其知识领域有所建树，因为对于追求一门知识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把获取知识视为目的，而把其他一切，甚至是存在本身，都只看作是一种手段。一个人，若不是追求某个事物本身，那么这种追求便是虚情假意，每一种工作，要想取得卓越的成就，就要为工作本身工作，而不是将工作当成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同样，只有那些把获取知识作为直接目的的人才能获得伟大的新思想和新领悟。学者们通常是为了教学和写作而学习，因此，他们的头脑就像肠胃，知识就从那里未经消化就排泄出去。因此，他们的教学和写作将毫无用处，因为未经消化的垃圾和残渣并不能滋养人，只有从血液中分泌出来的乳汁才能给人养分。
假发可谓是纯粹学者的恰当象征。茂密的假发装饰着头部，掩盖了自身的秃顶，正如博学就是用他人的观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当然，它并不能如此自然、完美地包裹自己的头脑；它也不是适应于任何症状的万金油；也没有坚实的根茎——像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东西那样，一旦用完就会立即被同源的其他东西代替。因此，斯特恩在《项狄传》中大胆断言：“自身的一盎司智慧抵得上他人的一吨智慧。”
假发可谓是纯粹学者的恰当象征。茂密的假发装饰着头部，掩盖了自身的秃顶，正如博学就是用他人的观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事实上，拥有最渊博的学问与天才的关系，就像标本室之于植物世界，后者时时自我更新，永远新鲜，永远在变化，永远生机勃勃。还有什么，比注释者的旁征博引与古老作家的天真烂漫所形成的反差更大呢？
业余爱好者！你们只是业余爱好者！——这一蔑称是唯利是图的从业者对出于爱好和享受而学习，或为研究一门学问或艺术的人的鄙视，因为吸引这些从业者的不是爱好和享受，而是从事这一行当可以赚钱。这种鄙视源于他们的低级观念：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一件事，除非迫于饥饿困苦，或者是被其他强烈欲望所驱使。公众源于同样的心理，也秉持同样的观点，由此造成了人们普遍尊崇“专家”，怀疑和不信任业余研究者。但事实是，业余爱好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目的，而专家仅仅把他的研究对象当作手段。一个人只有挚爱一件事，才会对它产生直接而浓厚的兴趣，才会认真对待并愿意为之献身。最伟大的成就往往来自于这一类人，而非雇佣的奴仆。
如此说来，歌德在色彩理论方面也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了。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说上几句。
人类的愚蠢、无用和无意义是被允许的，因为愚蠢是人的权利。但谈论愚蠢和无用却是一种犯罪，是对礼仪和体面的违背，这是一剂多么聪明的预防针！但是，我顾不上这些了，我必须对同胞直言不讳：歌德的色彩理论的遭遇是德国学界不诚实和缺乏判断力的明显证据。极有可能，这“高贵”的二者狼狈为奸，联手作祟。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追寻欢乐消遣的生活，因此，他们将小说、喜剧或诗歌以外的书籍弃置一旁。如果他们想要额外阅读一些教诲的话，他们首先要等待那些懂得人们应该阅读什么的人士，写下具有积极指导意义的东西才行。他们把在这方面是内行的人士想象成专业人士，也就是说，把为某物而生的人与靠某物而生的人混为一谈，尽管二者鲜有类同。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一书中就已说过，讲授某一领域知识的人，并不是认真研究和钻研理解这一领域的人，因为后者其实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授课。开班授课者，不过是靠学问谋生之人，于他们而言，知识就像“一头高产的奶牛，能够为他们提供黄油”。当一个国家的最伟大的学者把某个课题作为一生的主要研究对象，就像歌德研究色彩理论那样，但却又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时，政府就有责任出资委托学院成立委员会，责令他们调查此事。在法国，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否则，政府养这么多学院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为了让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坐在一起装模作样，自吹自擂吗？新的和重要的真理甚少出自这些人，因此，他们至少得有能力对别人重要的成就作出判断，必须在其位谋其政。到目前为止，柏林学院的林克先生，在他的《博物学入门》第1卷里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样本，向我们展示了他所在学院的判断能力究竟是什么水平。林克先生先验地认定他所在大学的同事——黑格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歌德的色彩理论则是一部业余的拙劣作品，在这本书的第47页，他将二者扯到一块，并说：“话题一旦转向牛顿，黑格尔就会暴跳如雷，而对歌德，或许是出于宽容吧，但糟糕的作品就应该用猛烈的词语加以抨击。”这位林克先生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一个江湖骗子宽容了我国最伟大的思想者。作为林克先生可笑的判断力和荒唐放肆行为的例证，我补充一下同一本书里的其他章节，以阐明上面的观点，“在思想的深度上，黑格尔超越了所有前人，可以说，那些前辈的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面前消匿无踪了。”在第44页，他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对黑格尔讲坛闹剧的描述：“这一学说是由最崇高的形而上的睿智思想所筑造的巍峨大厦，其根基坚固深厚，这在知识科学领域绝无仅有。像‘必然性的思考就是自由；精神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道德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又重新成为必然’这样的表述令同道中人肃然起敬，并获得对自由与必然的正确认识，能够说出这样话语的人，必定永垂不朽。”这位林克先生不仅是柏林学院的一员，还是德意志共和国学术界的一位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名人，这些表达——尤其是这种表达从来不曾受到任何批评——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德国人判断力和公正性的检验。因此，不难看出，为何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会被认为不值一读。
但德国学者太穷了，以至于不能做到正直、坦率。因此，他们迂回曲折、见风使舵、迁就逢迎并放弃自己的信念；所教与所作，尽是言不由衷的东西；拉帮结派、阿谀奉承，对达官要员、出版商、书评人乃至同事和学生都毕恭毕敬。总之，他们尊重一切，但不尊重真理与他人的长处，这些就是他们行事的原则与方针。这样一来，他们通常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小人，其结果就是在德国的文化领域，尤其是哲学界，虚假和不诚实占了上风，我唯有希望这种虚假和不诚实的风气愈演愈烈，直至其因再也无法欺骗任何人而失去威力。
此外，学术共和国与其他共和国并无不同，人们喜欢谦逊朴实地、安静地走自己的路，从不试图表现得比别人更聪明的人，而团结一致反对思想怪异、构成某种威胁的人——在这方面，他们是多么人多势众！
学术共和国，大体上和墨西哥共和国差不多，在墨西哥共和国，各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为自己谋求名望与权力，对其他可能因此而毁灭的人漠不关心；学术共和国也同样如此，人人都渴望拔尖以求名利。人们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不要让真正杰出的人崭露头角，不要让他登上顶峰，因为他对所有人构成了威胁。整个学术界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自古以来，学院教授与独立学者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对立，我们也许可以用家犬与野狼之间的对立来比喻这种情形。
教授因其地位，享有闻达于现世的优势；而独立学者也因其自身处境，享有流芳后世的优势。要达到流芳后世的目的，除了其他的、更稀有的要素以外，一定的闲暇和独立自主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谁才是真正应该被关注的对象，所以二者亦可并行不悖，各自发挥作用。
总的来说，教授从厩棚中得到的“饲料”，最适合反刍动物，相比而言，那些从大自然中觅食的人在野外生存得更好。
有关人类的各科知识，大部分只留存在纸上、在书本里，这就是人类的纸张记忆。只有一小部分在特定时刻，才会真实地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这主要是因为生命短暂、世事无常，但也是因为人们懈怠懒惰，耽于享乐。每个时代的匆匆过客，仅汲取了自身所需的知识，便匆匆消逝，大部分学者都是肤浅之辈。随后充满希望的新生代萌发，但他们一无所知，不得不从头学起，同样，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他们只能尽可能地抓住能抓住的知识，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文字和印刷术，人类的知识该处于怎样的糟糕境地啊！因此，所有个体记忆都是有限和不完美的，唯有图书馆才是人类可靠而永久的记忆。也正因如此，学者大多不愿意让人检查他们的知识，就像商人不愿意让人检查他们的账目一样。
有关人类的知识在各个方面都是浩瀚无垠的，个体所能掌握的知识不足值得他掌握的知识的千分之一。因此，各个学科的知识皆已拓宽到如此浩大的程度，使得任何人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放弃其他学科，只专注于其中某一领域。这样一来，他必然会在他的领域里出类拔萃，而在别的领域，就变得平庸。如若再加上日益普遍的对古老语言学习的忽视——对古老语言浅尝辄止的学习往往收效甚微——那么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就会逐渐消失，届时，我们将看到学者们除了在他们专属的知识领域突出外，真是又傻又呆。一般来说，这样的专科学者就好比工厂里的工人，一辈子只生产某种特定仪器或机器所需的螺丝、挂钩、拉手，除此之外，再没从事过别的工作，其手艺当然是炉火纯青。我们也可以把专科学者看作是终其一生都宅在家中，从不曾外出的人。他熟悉房屋的一切，对每一级台阶、每一个暗角以及透进房屋的每一缕阳光都了如指掌，就像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熟悉巴黎圣母院一样，而房门之外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陌生和未知的。然而真正的人文教育要求人们拥有多方面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因此，一个更高意义上的学者当然也应该是某种博学多能的人。如果还想成为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必须将人类最尖端的知识集中到他的头脑，因为这些知识再无其他途径可加以归纳联系。一流的思想家永远不会成为专科学者，因为对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整体存在就是一个课题，针对这个课题，每一个思想家都将以某些形式和某种方法向人类提供新的解答，因为只有将事物的整体、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作为成就主题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天才，而不是那些穷其毕生精力，试图解释事物之间的某种特殊联系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