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炯程/文
作为一部思想史，德国学者彼得·诺伊曼的《耶拿1800年：自由精神的共和国》（以下简称《耶拿1800年》）并不意欲呈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全景，而是以点带面，讲述1800年前后发生在萨克森-魏玛公国治下小城耶拿的因缘际会，透过那些学者文士间的一次次相遇与告别，为这剧变的时代留下一帧剪影。
《耶拿1800：自由精神的共和国》
[德] 彼得·诺伊曼 | 著
张见微| 译
望mounta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5月
彼时，坐落于山谷中，闭塞贫乏的耶拿只有不到5000居民，其中近五分之一是学生。这使得耶拿大学成为德意志各个邦国中最为知名、规模最大的大学。谢林、席勒、费希特、黑格尔等一众哲人、作家都曾在耶拿的讲坛上孕育并教授自己的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于焉兴起。大学之外，诸多诗人的写作亦为这座小城增色。魏玛古典文学的弧光延伸到这里，如同一粒落入深湖的石子发出悠远回声。出于对自然哲学与莎士比亚的共同爱好，歌德与席勒在耶拿大学相遇，并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挚友。以施莱格尔兄弟与诺瓦利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亦正是在客居耶拿的哲学家们启发下逐渐成型。
由此，尽管《耶拿1800年》选择的叙述切入口并不大，但在未来构成德国思想主流的诸多线索已然汇聚于此，从这小小的开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的最终结晶，窥见人类精神自由的广袤而开阔的可能性。
魏玛古典文学的回声
较之英法，德国文学的起步相当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德意志都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早已衰落，只能维持松散的封建统治，帝国境内各邦国林立。但在这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刚刚起步的德语民族文学，就已孕育出沃尔夫冈·冯·歌德这样的文化巨人。歌德在德语中的存在如同荷马在希腊语中的存在，他们的光晕遮蔽了在其之前开掘这门文学语言的前辈诗人。人们总是会遗忘河流发源时的涓涓融雪，却对入海口的开阔与三角洲的肥沃津津乐道。
由于歌德的主要创作几乎都完成在他任职于萨克森-魏玛公国的宫廷期间，他所创下的这一脉文学传统，便被称为魏玛古典文学。
歌德和耶拿知识界有着极深的渊源，这两座城市仿佛一对孪生子，它们的直线距离仅20公里，魏玛的文化成就，能够迅速地传播到耶拿的知识分子那里。耶拿的智识成果，同样也深深影响着魏玛。故《耶拿1800年》言说耶拿文坛掌故的同时，也给予魏玛同样的关注。
正是耶拿见证了作为魏玛古典文学两大代表人物的歌德与席勒之间文学友谊的诞生。当时，席勒正在耶拿大学任教，歌德则已然是耶拿知识圈子里的奥林匹斯诸神。他们虽然对彼此早有耳闻，但直到1794年，在耶拿，他们才因对自然哲学的共同爱好而互相吸引。
在性格及文学见解等诸多方面，这两位诗人都是互补的。歌德的人生让人联想起后世德语作者的经典母题：艺术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位文化巨人有着不止一副面孔，既可以是一个讲求实际且物质主义的市民，也可以是一位高傲而不容于世俗的艺术家，一名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顽童。这些殊异的人格在他身上交战，于是靠近他的人，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隅偏僻狭小的市侩气，亦非纯粹如清晨第一枚露水的艺术家风度，而是一个宇宙，多元且混杂。
歌德行文清澈、克制，有时也会因此缺乏趣味性，干枯得如同一则报告，席勒则富于激情与冲击力，但却时常沉迷于至少在歌德看来无意义的暴力场景，就像他习惯在写作时嗅闻烂苹果的味道一样。《耶拿1800年》中提到，席勒的戏剧杰作《华伦斯坦》三部曲之二《皮柯洛米尼父子》于1799年在魏玛上演时，歌德在临登场的最后关头，修改了席勒曾斟酌过无数次的序诗，撤换他认为过激的字词，删掉了12行，又增补了2行，将上帝的旨意引入进来，中和席勒对“新世纪”的召唤所体现的某种激进色彩，席勒只得在出版剧作时对歌德的改动加以更正。《皮柯洛米尼父子》演绎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历史。这段历史，是在魏玛剧院中欣赏首演的观众们刻入骨血的集体记忆。当过去的幽灵在舞台上徘徊，未来也正向他们展开。同样置身于变革的时代，早年的歌德以少年维特的死亡抨击那个压抑人性的，僵死的社会总体秩序，然而时过境迁，比之维特的苦恼，1800年前后的歌德更关心自然哲学的进展。只是席勒仍然笃信那足以使社会的堤坝崩溃的精神自由，在这个意义上，魏玛古典主义的回声促成了德国浪漫主义最初的几个音符。席勒的诸种彷徨与挣扎、确信和犹豫，他对艺术家既超乎现实事物之上，又停留在感性事务之中的美学要求，也见于施莱格尔兄弟与诺瓦利斯等人的写作实践。
反思启蒙主义的精神遗产
惯常的文学史叙述在涉及欧洲浪漫主义的历史时，往往倾向于关注英法两国的文学进展。于是，我们便有一个从湖畔派到拜伦、雪莱、济慈的英国浪漫主义谱系，或者以夏多布里昂、维克多·雨果为核心的法国浪漫主义传统。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六卷本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详尽地叙述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兴起与演变。在谈及英法浪漫主义时，他肯定了其中基于进步主义的启蒙思想而生的反叛性，但当论述到德国时，勃兰兑斯却认为德国浪漫主义从根源上就中了毒，因为“在文艺方面，它融化为歇斯底里的祈祷和迷魂阵；在社会方面，它只研究一种关系，私生活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而且大半是凭着轻浮的病态的热情放空炮”。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丹麦] 勃兰兑斯 | 著
张道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5月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他著名的《浪漫主义的根源》系统讲演中，将德国路德派哲学家、有“北方巫师”之称的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确证为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伯林认为，哈曼是第一个“以最公开、最激烈、最彻底的方式向启蒙宣战的人”，而那些在19世纪初云集耶拿的早期浪漫派诗人，其思想的原点正在于对启蒙之局限性的反思。如何评价早期德国浪漫派与启蒙主义的关系，导致了伯林和勃兰兑斯的歧见。出生于1842年的勃兰兑斯可以算作浪漫主义者的直接后辈，自然，他也秉持着那个时代常见的进步主义观念，乐于在文学史叙述中寻找进步及反动的辩证。若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里描绘的德国浪漫派，与《耶拿1800年》刻画的图景互为参照，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后者简练地勾勒补完了勃兰兑斯的未尽之处，而勃兰兑斯的著述则有着丰沛的细节和当代人难以复制的在场感，这的确是一部只有置身于19世纪的文学空气中才能写出来的著作。
《浪漫主义的根源》
[英]以赛亚·伯林 | 著
吕梁 张箭飞|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浪漫派作家施莱格尔兄弟的故事是《耶拿1800年》一书中最精彩的篇什之一。不单是因为围绕着他们展开的复杂人际网，个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着可以改编成通俗情节剧的所有元素，亦是因为两兄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浪漫主义。奧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以翻译闻名，是德语世界第一个用诗体逐行侈译莎士比亚诗剧的人，这些译作至今仍是文学经典。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则是备受争议的小说《卢琴德》的作者。这部出版于1799年春的小说，有着勃兰兑斯所指摘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文类的混淆在其内部发生，对男女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深入探掘，室内乐似的内心场景取代了社会场景的交响曲。诺伊曼认为，和席勒的《华伦斯坦》系列剧作一样，《卢琴德》的问世“预示着一场文学革命的来临”。依勃兰兑斯之见，《卢琴德》的主题，并非为所谓自由恋爱辩护，亦非施莱尔马赫所言的“对绝对精神性的一种抗议”，而是在一个日渐封闭的世界里，如何寻求“人生与诗的合一”。德国浪漫主义念兹在兹的，正是这种对诗意人生的追求。我们甚至可以在20世纪围绕着现象学展开的智识革命中听到此种追求的回音：后期海德格尔透过细读荷尔德林的诗句，总结出了“贫乏时代”与“诗意栖居”的概念。
“世界灵魂”的苏醒
尽管书名为《耶拿1800年》，诺伊曼此书的开场与谢幕，却都把时间锚定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期间。此战，腓特烈大帝时代称雄欧陆的普鲁士军队在拿破仑大军进攻下迅速崩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得不与拿破仑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丧失大量领土，治下人口从1000万萎缩至比战前一半还少，几乎有亡国之虞。
战争爆发时，黑格尔正在耶拿城内。在法军的入城式上，这位哲学家见到了骑在马上的法国皇帝。他称拿破仑为“世界灵魂”，正是这“世界灵魂”把德意志历史推向了终结与重启的时刻。诺伊曼认为，在其著述中，黑格尔并没有强调拿破仑作为军事家与统治者的一面，让拿破仑成为“世界灵魂”的，是他作为立法者所作的工作。无独有偶，晚年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亦曾说过，自己真正的贡献不是打了无数次的胜仗，而是为世界留下了《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展示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属于工业社会的秩序。依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批判的导论》一书中的看法，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组成了现代世界的基本图景，前者的贡献，在于其发明出一种民族国家及身为民族国家之公民的意识。
耶拿的哲学与文学，在与大革命以来法国思想的互动中走向成熟，产生了诸多截然不同的面向，包括所谓民族主义，耶拿知识界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哲学家费希特，即在耶拿战役尘埃落定后的1806年，发表了数篇《告德意志国民书》，他由此被视为德国国家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德语的智知成果塑造了一种基于德语的民族想象，与沙俄治下东欧诸国情况相似，语言共同体的产生总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第一步。
正是因为法国的政治事件如此激励着耶拿的知识分子们，耶拿战役才构成一种反讽。它意味着这一互动的顶点，法国最终选择以武力输出其为欧洲大陆设计的政治秩序，德语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则为军国主义普鲁士的战败感到欢欣鼓舞，虽然他们很快就会看到，拿破仑所带来的秩序并非他们所设想的启蒙的秩序。《耶拿1800年》的开篇即描绘了战争行将结束时的一片混乱。饥肠辘辘的法军巡逻部队擎着火把在耶拿的大街上游荡，将这座小城洗劫一空，直到法军正规军在中午正式入城，这种无政府状态才宣告中止。当时正在写作《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也没有幸免于难，他的财物同样遭到法军劫掠。这些知识分子不无苦涩地意识到，用暴力手段强加给他人的自由仍然是一种奴役。他们的民族意识也就此苏醒。于是，“世界灵魂”不再仅属于那些征服者，被征服的人民同样拥有成为“世界灵魂”的能力。
1800年的耶拿知识界热闹至极，但热闹之后，必定迎来一场场漫长的告别，其中既有地理上的隔绝而告别，也有因生与死的断然划分而告别。诺瓦利斯病死，席勒出走，威廉·施莱格尔跟随斯塔尔夫人踏上云游欧洲之旅，最后，只有他们的作品留存于此，证明过去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共同体。耶拿不再是一座由石头构筑的城市，而是一座用词语，用思想砌出的城市。所以即使该城在拿破仑战争中倾覆，它的精神力量却得到延续。诺伊曼的讲述恰如其分的结束在黑格尔写作《精神现象学》的时刻，这部著作将成为从耶拿孕育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在后世的重读中被一遍遍拆散、重组。诺伊曼的著述则赋予了这部被视为永恒经典的哲学著作一种历史感，让我们可以在思想形成的当下场景中试图去接近黑格尔：或许，这就是诺伊曼写作《耶拿1800年》这样一部思想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