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是抗日！任何人都要服从民意！”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疾呼道：“不抗日，就无法维持军心，还会酿成巨变！”
大敌当前，日本侵略者鲸吞中国土地，屠戮中国百姓，值此民族存亡之秋，蒋介石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惹得天怒人怨。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多次劝阻未果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但也有二十多人为了保护蒋介石而死。
其中，不乏蒋介石亲信、国民党高官。
西安事变的罪魁祸首：蒋介石
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给邵力子写信，密嘱《大公报》发表褫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此时，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将介绍的心腹都来到了西安。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撤换主张抗日的军官”。
蒋介石威胁要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福建，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安徽，还撒泼似的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不抗日）的政策也不能变！”
为了劝蒋抗日，张学良曾做了百般努力，既通过陈诚转告，也曾“直言进谏”。
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劝蒋当全国的“民族英雄”，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
就在12月9日当天，西安学生们爆发了纪念“一二九”运动请愿活动。
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往蒋介石所在的华清池，并要求他“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
张学良向大家做出保证：“东北是在我手里丢掉的，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请你们相信我，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
结果回去之后，蒋介石就斥责张学良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反而站在学生的立场。
至此，张学良明白，“劝蒋”没用，只能“逼蒋”抗日。
而且稍慢一步，蒋鼎文就会接替自己，继续到陕北挑起内战。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拟定出“兵谏”计划--王玉瓒为营长的卫队一营和以孙铭九为营长的卫队二营，凌晨赴临潼华清池，扣押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
凌晨2点，王玉瓒乘摩托车驶出西安，到十里铺、灞桥镇召集部队，开往蒋介石住处。
睡梦中的蒋介石，突然被一阵枪声和吼叫声吵醒。
蒋介石马上猜到，这是张学良发动了“兵变”，此刻自己的卫兵正在跟东北军激战。
惊慌失措中，蒋介石连鞋都没穿，撒腿就跑。
正门肯定的出不去了，蒋孝镇一把背起了蒋介石，翻出了院墙。
蒋介石、蒋孝镇一前一后跑进了树林，侍卫又搀着蒋介石，拼命地往后墙奔跑。
最终，蒋介石踏着侍卫肩膀爬上围墙，纵身下跳，结果跌到了墙外的阳沟里，腰部受伤。
养尊处优的“蒋委员长”来不及休整，就拼命的往骊山上爬。
刚要登顶，就遭遇了东北军密集火力阻击，所以蒋介石又折回到了半山腰藏在一座洞穴里。
与此同时，东北军官兵对骊山展开了拉网式排查，其中有两次与蒋介石擦肩而过。
第三次时，他们抓住了蒋孝镇，又发现了藏在大石头后面的蒋介石。
有人说道：“快看，哪里有个穿便衣的！”
另一人搭话：“肯定是蒋介石！”
“先打他一枪再说！”
“不能胡来！”
一群人把蒋介石包围起来，领头的问道：“你是何人？”
蒋介石强装镇定：“我就是蒋委员长！”
蒋介石继续说：“今天我既然被你们捉到了，你们可以开枪将我打死！但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能侮辱我。”
带队的长官回答：“你为我们的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
至此，蒋介石被东北军成功擒获。
蒋介石虽然毫发无伤，却有近二十人因他而死。
其中既有邵元冲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也有蒋孝先、萧乃华这样的蒋介石心腹。
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不治身亡
“坚决不当清朝的官！”1910年，二十出头的邵元冲，辞去江苏镇江审判庭长之职，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
期间，他拜见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投入了反清革命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邵元冲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国到上海，担任《民国新闻》总主笔，宣传共和。
二次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又派邵元冲赴江西，动员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获得成功。
在反袁斗争中，邵元冲与蒋介石相识。
不过，邵元冲的职务比蒋介石要高出不少。
邵元冲是军政府总司令部代理秘书长、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兼代行秘书长事，直接佐理孙中山。
而蒋介石只是一个，留在上海的大元帅府参军。
从这里不难看出，孙中山信任邵元冲要多一些。
1935年3月11日，孙中山立遗嘱时，邵元冲还是九大见证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宋哲元将军积极组织长城抗战。
邵元冲明知蒋介石无意抵抗，却冒着大寒风雪奔赴喜峰口前线劳军。
听说宋哲元他们，用大刀包围日军一个旅团，歼敌6000余人，缴获步枪 4000 余支，陆炮 18 门，坦克车7辆后，邵元冲又到前线营地观察、慰问。
此后，邵元冲多次向蒋介石请求，调兵北上，支援长征抗战，可蒋介石忙着在江西“围剿”红军，根本不想抵抗外来侵略者。
1933年9月，日本提出所谓“和协外交”，鼓吹“中日亲善”，大讲“敦友睦邻之道”。
邵元冲直言：“日本侵华野心不死，不应信其谎言。”
邵元冲表示，对日外交应有“最低之限变与最后之决心”，最重要的是要充实国防力量，而不对日本抱什么幻想，要准备应战。
听说日本扶持殷汝耕，企图在华北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时，邵元冲再次犯言直谏：“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
在蒋介石50 寿辰之际，邵元冲打破常规，给蒋介石赠送了一首诗和一副对联，意思都是希望蒋介石收复国土。
邵元冲的抗日主张，虽然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背道而驰，但他毕竟是国民党元老。
所以，邵元冲的官职并不低，西安事变时，他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事变发生时，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邵元冲，听到枪声就想跳窗外逃，结果被一名士兵开枪击伤。
邵元冲重伤后，虽得到了及时救治，却因流血过多，于12月14日在医院不治身亡。
为何发动“事变”，少帅：中国统一，枪口对外，是我的一贯信仰
1936年12月12日，驻守临潼的东北军，见西南方向走来一人，便大声问道：“站住，再往前走，就要开枪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人回答道：“我是蒋孝先，快把我交给张汉卿！”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孝先急忙从华清池逃往临潼。
而他之所以主动坦白身份，就是认定张学良不会杀他。
一来，蒋孝先是国民党少将；二来，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孙。
此前一直有说法称，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这在“排辈”上就错了。
蒋孝先的爷爷蒋谨藩（谱名蒋周益），是蒋介石的堂兄弟。
蒋孝先的父亲蒋正寅，是蒋介石的堂侄。
有这层关系在，蒋介石对蒋孝先非常信任。
因此，蒋介石才会带着蒋孝先来西安，才会让蒋孝先作为主要警卫人员，入驻西安城外的临潼华清池五间厅。
东北军在押解蒋孝先的路上，碰见了“学兵队”的人。
学兵队一眼就认出了曾担任过北平宪兵三团团长，毒打、谋害过爱国学生的蒋孝先。
众人义愤填膺的喊道：“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
于是，蒋孝先就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当然，蒋孝先之死，还存在着许多说法。
张学良卫兵营任七连指导员张化东回忆，“事变”发生时,他奉命带一个排坚守漏桥一小时,不许任何人通过。
临潼城内枪声四起，半小时后，一辆小轿车从西安飞驰而来。
张化东说：“我喝令停车，见车里坐着两个人，都身着便服。我叫他们下车，他们不肯,并拿出两张名片来。我一看才知道他们是蒋介石跟前两个最坏的坏家伙,一个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蒋孝先,一个是宪兵三团中将团长杨国珍。”
张化东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拉下了车，押在一间小屋里。
守桥一个小时任务完成,张化东就派人押着蒋、杨赴临潼,途中这两人趁机逃跑，到临潼城门口被刘多荃105师部队捉住。
张化东赶到说明情况,要了回来,派一个班看守。
捉住蒋介石后，张化东请示营长孙铭九，如何处理蒋、杨。
“你自己看着办！”接到指示后，张化东就吩咐两名战士把他们押到附近一家老百姓的菜地里,命令他们跪下,宣布处以死刑,随即拔枪把他们打死了。
西安事变中，除中央委员邵元冲、蒋介石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外，还有宪兵团长杨震亚等近二十人因为蒋介石而死。
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他们的死，直接造成了1949年杨虎城被杀和张学良被软禁大半生。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以身犯险，发动西安事变，直接促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晚年回忆起西安事变，张学良仍激动地说：“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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