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二京
汴梁临安
杭州可能 是最不歧视河南人的城市。
在杭州遇到的每100个人中，就有16个河南人，而杭州「土著」仅有18个。
2021年之前三年，杭州新增的河南人就超过42万人，而省内其他地市称冠到杭州的还不到14万。
杭州确实是传统城市中最开放多元的之一，历来欢纳移民，被称作「安徽杭」「河南杭」「豫京」，以致下面的萧 山区、余杭区说起杭州市中心城市，都是 「你们杭州」，说起杭州人是「北方人」。
也难怪，杭州人可能是江南、岭南仅有的会发「儿话音」的族群。
靖康之难后，临安作为南宋的临时首都，成为数百万宋人南迁的目的地。根据邓广铭在《南渡前后的北宋社会》当中的记录，当时南迁的不仅有平民百姓，还包括许多贵族、官员、士人和商人。在这其中，河南移民一度占到3/4（吴松地《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
杭州的这种性格也造就了南宋以来的传奇「钱塘自古繁华」，以致连皇帝也「直把杭州作汴州」。如果金人擒了赵构，学司马昭那样问「颇思汴否」，估计赵构也会答「此间乐，不思汴也」。
但这次被迫迁都其实造就了中华历史上的一段传奇，无论经济、文化，都成为传统时代的巅峰。
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是，临安竟然一度重启了中华文化被秦一统后中断的分蘖过程，儒家文化也被重新诠释。
如儒家非常重要的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被南宋状元、永康人陈亮重新诠释为「义利并举」，森严的阶层「士农工商」，被重新定义为经济概念中的「农商互藉」，从此开启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小分支浙东学派。
因此，在浙江，谈利并不可耻，一人从商一人从政的「一家两制」则让商人获得了与位列一等的士子平等上桌吃饭的地位，与北边的山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投资不出南宋」更是延至今日的经济版图。
我写的下面这本书，便是浙江人为什么善经济的家风研究，9月上市，当月就登上浙江省好书榜：
虽然由于蒙元以后的大一统又中断了这次文化更新的机会，但浙东学派在之江本地一直绵延至今，遂有今日的浙江民营经济。
如果说宋室南渡是浙江为河南人提供了庇护，则在1960年代初的饥荒中，河南人为浙江人提供了庇护。
关于这段历史，我一直都不知道，更难以理解，为什么甘肃、四川、安徽、河南、山东五省成为灾情最重的省份，却偏偏是河南人又收养了大批浙江快要饿死的弃婴。
2011年我到温州一家媒体挂职副总编辑，碰到一批河南口音的弃婴，回到温州寻找他们的生身父母。
我一了解才知道， 1960年前后，因为饥荒，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在上海。 上海粮食告荒后，这些孩子又被转送到陕西、河北、河南、辽宁、山东等地。 据保守记载，人数至少有五万之众。
电视剧《国家孩子》讲述的便是在1960年，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孤儿被送往内蒙古养育的故事，美其名曰「国家的孩子」，实是「江南的弃婴」。
这其中，田地最少的温州台州一带，是重灾区。他们将孩子带到上海，扔在码头，等待官方统一收齐，然后送往北方产粮区。
血缘亲情，故乡家园，这批孩子一别江南，便是半个世纪。
与一般孩子走失后苦苦寻找不同，这批孩子的父母，可能后来生了孩子，也无法对孩子开口言说自己曾经遗弃孩子的往事，以致下一代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还有兄姐被送到北方。
也因此，这批五六十岁的弃儿，操着一口河南腔，在温州大地上嚎啕大哭，却始终唤不回母亲叫他回家的声音。
声声唤母，永无回音，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
一个人立于苍茫大地，不知父母，不知来处，何以自处？
那年，我刚刚为一位台湾女作家找到了他父亲在大陆的出生地《》，便让报社出面组织了一场寻亲大会，希望能帮助到他们。
至少，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母地的关怀和温暖——他们是时代的牺牲品，但并非父母的弃儿。
因为，如果不遗弃到上海，他们在家里只能等死。
如今寻亲的孩子有多痛苦，当年他们的父母，也有多痛苦。
时代的碾压之下，平民皆为齑粉。
当时我就觉得，应该记录下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孩子知道，自己的老家在温州。
当血缘身份无法获证的时候，文化是是他们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
这也是我为什么创办家传编辑部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我善待碰到的河南朋友的原因。
这可能也是浙江人为什么这么悦纳河南人的原因。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每一个来过世间的人都应该留下记录。如果上辈已年逾70，请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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