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为何会多次坐失称帝的良机？无后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

多尔衮病死喀喇城，以帝礼安葬。但尸骨未寒，却又以大逆罪革爵籍家。生死之间的荣崇与贬抑，他和顺治这对叔侄间的权力争夺，其间是否还有隐情？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猎所病逝。多尔衮死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睿王集团，英亲王阿济格、两白旗大臣以及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权贵、勋戚、管旗大臣等都是这一集团的骨干。

顺治亲政是以幽禁英亲王阿济格，追夺多尔衮封爵为起的。

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诸王大臣对于英亲王阿济格图谋继为摄政、“夺政”等罪进行审理。阿济格是摄政王多尔衮胞兄，顺治七年十一月中旬多尔衮因身体不适率诸王、贝勒、贝子、公以及八旗固山额真去边外射猎，阿济格是随行人员之一。但多尔衮抵猎所后，病情却急剧恶化。

在当时，能同摄政王商议后事的也只有英亲王阿济格了，豫亲王多铎在此前一年即因出痘病故。不过，多尔衮同他的同胞兄长阿济格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相比之下还是对多铎较为宽容、器重。多尔衮不仅以多铎第五子多尔博为嗣，而且在罢免郑亲王辅政后不久，即封多铎为辅政王。

当多尔衮率军亲征叛据大同的姜壤时，因听到多铎出痘的消息，即日班师还京；多铎逝后又“将其二子优异于众”。阿济格即使在多铎逝后，仍未赢得辅政王的地位，对此耿耿于怀，便以“太祖之子、皇上之叔”的身份，自请为 辅政叔王，然而得到的却是“妄思越份”的申斥。

阿济格比多尔衮大七岁，努尔哈赤在世时阿济格与多铎已各掌一整旗，但多尔衮因自幼染有风疾，直至其父去世仍未能掌有一整旗，这对于权欲极重的多尔衮的确是一大缺憾。

皇太极在众贝勒推举下继承汗位后，为了分化以阿济格为核心的三兄弟联盟，便以阿济格擅自为多铎主婚为由，大肆治罪，并将阿济格所统领的正白旗转交于多尔衮。

在皇太极统治的十七年中，多尔衮、多铎这两位幼弟备受恩宠，权势显赫。把阿济格的正白旗转交多尔衮，便永远在这对同母兄弟的关系上播下了权力之争的阴影，因而多尔衮对阿济格一直相当防范，即使在当上“皇父摄政王”后仍一再叮嘱白旗大臣不得同阿济格往来，甚至在顺治六年还明令阿济格不得干预部务，不得交接汉官。

当多尔衮弥留之际 ， 多铎长子多尼年仅十五，多尔衮嗣子多尔博才十岁左右，能托付后事者只有胞兄阿济格，遂“召英王语后事”。

多尔衮死后，阿济格异常活跃，企图以摄政王亲兄的身份控制两白旗、左右喀喇城猎所的局势。为了赢得摄政叔王，阿济格游说两白旗大臣拥戴自己，以两白旗作为“强勒诸王”的资本；并一再敦促理事三王（多铎逝后多尔衮未定辅政王，以三个侄子协助处理政务）巽亲王满达海(代善之子）、端重亲王博洛(阿巴泰之子）、敬谨亲王尼堪(褚英之子）速立一摄政之人；还散布多尔衮对立多尔博为嗣“甚悔之”，盛赞己子“劳亲之贤”；同时“密遣人召劳亲多率兵来”猎所；并在多尔衮柩车行至石门时，劳亲统兵至，父子二人合兵一处，一左一右，与丧车并行，俨然以摄政王继承人自居；甚至当阿济格得知顺治帝迎接丧车将至时，仍不摘掉所带佩刀，“举动叵测”。

之后，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理事三王以及两白旗大臣的协助下，一举将阿济格父子抓获，并押解至京。后经议政王大臣会议拟定、顺治帝批准，判处英亲王阿济格幽禁，其原有十三牛录归顺治帝；其子劳亲从亲王降为贝子；参与谋乱的前锋统领席特库、二等护卫穆哈达等均处死，籍其家；知情不报的固山额真郎球、长史阿思哈、尚书星讷、议政大臣都沙等十二位满洲权贵被解职。

但性情暴烈的阿济格不甘幽禁，“私藏兵器”“暗掘地道”，并与其子劳亲联络，“ 约于某日某时”从幽所逃出。事发后，劳亲被废为庶人，阿济格也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禁。犹如困兽的阿济格，仍不肯放弃最后一搏，公然扬言要“拆毁厢房，积衣举火”“至午刻，闻有拆毁房瓦声”且已“焚毁监门”，监守人员遂赴刑部报告，经议政王大臣再次会议，赐阿济格自尽，终年四十七岁，劳亲亦被赐死。

粉碎英亲王阿济格谋求摄政的阴谋活动，是顺治帝赢得亲政的关键。毋庸置疑，当时最主要的危险是虎视眈眈、权欲勃勃的阿济格；而顺治帝之所以能一举将阿济格父子治罪，恰恰是由于两白旗大臣在多尔衮逝后，愿“依皇上为生”，遂将阿济格的种种阴谋活动及时向理事三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密报。在抓拿阿济格父子的过程中，更有赖于两白旗大臣的通力合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顺治帝对两白旗大臣心目中的偶像睿亲王的处理也就十分审慎，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追夺的曲折过程。

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多尔衮讣讯至京，顺治帝诏天下臣民易服举丧。四天后，摄政王丧车至京，顺治率诸王、贝勒、满汉官员缟服出迎，哭奠亡灵。三天后，顺治帝就多尔衮葬礼颁诏曰：

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戊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呜呼！恩义兼隆，莫报如天之德；荣哀备至，式符薄海之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未几，又追封睿王嫡妃为“义皇后。”就在大肆追封多尔衮的同时，却开始了对阿济格的审讯，由此不难看出，尊崇多尔衮对于争取两白旗大臣，孤立阿济格是何等重要。

但从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到“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还不到两个月，何以局势会如此突变？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议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多尔衮近侍詹岱、穆济伦首告睿王薨于出猎之所，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时，召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至，嘱之曰：“王曾不令人知，备有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桂，今可潜置棺内。”及回家殡殓时，罗什等人将八补黄袍等物潜置棺内。

随后，种种“谋逆”也被一一揭发出来。顺治帝决定与阿济格案并审，“以睿王私制御用服饰等件，又欲率两旗驻永平，阴谋篡逆”，“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女东莪俱给信王(多尼）”。何洛会以“党附睿王”“首告肃王”“以恶言加肃王诸子”、参与睿王欲移住永平密谋等罪“凌迟处死，籍其家”。

六天后，追论睿王多尔衮的罪状，昭示中外，根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以及内大臣“合词奏言”，多尔衮的“罪状”有：

太宗病逝时，多铎劝其为帝；

无视郑亲王济尔哈朗，独专朝政；将顺治帝即位之功归为己有；

将顺治侍臣伊尔登陈泰三族收入自己旗下；

谬称皇太极即位是夺位而得；

逼死肃亲王豪格，又纳其妃。

这些指控能称之为罪状的，恐怕只有幽禁肃王、纳其妃，不令郑王预政等款。既然多尔衮代天子摄政，赏罚自然等同朝廷。所谓摄政王就是实际上的统治者，顺治在多尔衮逝后所作出的“中外丧仪，合依帝礼”的决定以及追尊摄政王为成宗义皇帝的谕令，就是对多尔衮实际地位的一种公开承认，尽管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多尔衮的确有强烈的称帝之念，虽然他已当上皇父摄政王，赏罚等同朝廷，仍很遗憾地对心腹说道：“若以我为君，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但另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则是，多尔衮一直到死也并未悍然自行废立，堂而皇之地当上清帝国的皇帝。

多尔衮并非不具备称帝的实力，动荡的局势也曾不止一次地赐予他黄袍加身的机会：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六日，诸王册立福临为君的第三天，多罗郡王阿达礼(代善孙）去容王处 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固山贝子硕托(代善子）遣吴丹至容王家，以“王可自立为君”进劝。

“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多尔衮率清军大举入关，五月初一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前明官员跪迎道旁口呼万岁，未几众官又具表劝进，在当时只要多尔衮简派一支人马守住山海关，把顺治帝、郑亲王挡在关外，就完全可以据前明皇宫为己有，面南背北，君临中原。而在跟随多尔衮入关的贵胄中，除了豪格又有谁还会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予以反对？

然而，多尔衮很快就作出了迁都北京的决定，迎顺治帝入京。即使在顺治君临北京之后，以陈名夏为首的降官仍一再请王“正大位”，多尔衮却以“本朝自有家法，非尔等所知也”加以拒绝。

这里所说的本朝家法，指的就是推举在继立问题上所具有的约束力。既然诸王已经推举福临即位，多尔衮就不能置大多数人的意向于不顾。

顺治五年，多尔衮幽禁豪格，并把豪格的正蓝旗收归己有，加上原来管辖的正白旗以及多尼所承袭的镀白旗，已经控制了三个旗，如果再算上谭泰的正黄旗，势力所及已占八旗之半， 而顺治帝“只有一旗”，在此情况下称帝自立堪称易如反掌。

多尔衮为何会一次次坐失称帝的良机呢？无子乏嗣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