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书柜几乎没有空间塞下新买的书了，这大概是许多爱书人共有的烦恼之一。无怪乎总能看到这样的戏谑：“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尽管如此，我始终改不了“剁手”淘书、买书的习惯。
在经济不宽裕的学生时代，我最爱去的地方，一是福州路，二是上海文庙。这两处曾经是上海淘书人的天堂。千禧年来到时，我去师范大学报到，几位室友都是初来魔都上大学，我便提议带大家去逛上海书城、福州路和外滩。
那次经历，我至今印象深刻。在一爿特价书店里，我购得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小波文集》，共四卷本。其时，我已在上海图书馆通读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毫不犹豫将这套文集收入囊中。后来它们被我反复翻阅，特别是卷四《沉默的大多数》，读了又读，一如王小波自述年轻时读奥维德《变形记》那样，把书读成了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我还将王小波杂文研究，作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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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收集过各种版本、形形色色的王小波全集，以及关于他的几乎所有回忆、评述、研究资料，但最钟爱的还是中青社那第一版文集。若干年后，我特地在旧书网上淘了一套品相俱佳的四卷本用来收藏，平时只捡“海带”咀嚼，不仅获得了思维的乐趣，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感。
因为喜欢一个作家，就要把他所有的作品都买来一读并作收藏，这颇有些“强迫症”之嫌。打开我的书橱，拥有如此待遇的要数博尔赫斯与马尔克斯了，而这些国外名家的作品往往还存在译本、出版社及出版年代的差异。
记得读大学那会儿，读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终摆在我书架上显眼位置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绝非书名的差异，而是比较阅读后心理偏爱的抉择。
有些人则更近乎偏执，且成了习惯。譬如有人读村上春树的小说，便只认准林少华的翻译版本，读莎翁作品必须是朱生豪的译本，读托尔斯泰的必选草婴。
说到版本，我曾把不少没能凑齐的漫画，以五毛一本的价格贱卖给了二手书摊主。这个愚蠢的决定，令我后悔不已，就跟搬家时多年的藏品被父母当废品卖了一样糟糕。直到二十几年过去了，我又花了不少真金白银，将它们以正版或完全版的形式重新购买了回来，并郑重地包上书套，仪式感十足地贡上书架，也算是因为情怀，为童年买单。
有意思的是，这个把书“赎”回来的过程，本身就曲折冗长。书还是那本书，又好像不再是那本书。我觉得这是与故人相见，勾起许多往事回忆。像是茫茫人海之中，蓦然回首，沉疴顿愈，惊喜地找回了知己；也很像是故地重游，年轻时囫囵吞枣，走马观花，不得要领，但已然种下了缘分，如今审美在线，条件允许，想要细细品味，便再次踏上了旅途。
过去淘书依赖线下，周末去文庙要赶早，否则好东西就被别人抢走了。如今网络资源丰富，货比三家下单后直接快递上门，省时不费力。但只要是有机会路过五角场，我总爱拐去大学路上的复旦旧书店看看。小朱书店搬了新址，我也愿意去实地碰碰运气，跟爱书人朱老师唠几句家常。毕竟淘书的快乐，不只是找到某本与你灵魂契合的好书，其中也暗含着书缘的传递，以及“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胡适在《我是怎么淘书的》一文中说：“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胡适提倡的收书“态度”，是要无所不收。依循这个逻辑，把家里堆满书，就只是时间问题。
前几年，我被借调至北京工作，闲暇时常去逛正阳书局和潘家园。工作结束时，我不得不寄回上海两大纸箱、大约100斤的图书及画册。这点“成就”虽有些微不足道，但每一本书都承载了淘书和阅读时的诸多快乐。
对很多爱书人来说，淘书甚至比读书更让人快乐，不，应该说是痛并快乐着——那些书我今天还在慢慢消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