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假中，刚从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和蓝翎，在中山公园的报栏里看到了《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的一篇文章，两位由此联想起此前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
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老师在政治上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是由于此前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限，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
举例说来，在课程内容上、他们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能真正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
这种现状让两位年轻学子感到不安，他们商量着要对俞平伯的一些观点写文商榷和批驳。于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随后问世了。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1900年1月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朴学大师俞樾（yuè）的曾孙。
朴学又称考据学或考证学，主要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使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恢复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可供阅读研究。
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通俗小说《七侠五义》就他在《三侠五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俞平伯最著名的一个身份是红学家。在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顾颉刚、俞平伯作为胡适弟子加入进去，新红学一度呈鼎足之势。全国解放前后，胡适拒绝了中共挽留、被“抢运”出北平，顾颉刚离开了红学圈子，俞平伯就成为了新中国红学界的“第一人”。
俞平伯对新中国、对中共的领导，是真心拥护的。1952年，应文怀沙之约，俞平伯将1923年写就的《红楼梦辨》修订为《红楼梦研究》出版，结果大受欢迎、连印六版。
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继续阐述其观点。当时，俞平伯实际已经自觉地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了，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
李希凡和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系统提出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观点的不同意见，并扼要地阐述了他们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
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发表后，被主席读到，认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此后，俞平伯开始忙碌起来，从学术批判、逐渐升级到政治批判，哪里有批判会、他就到哪里去接受批判。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此后，俞平伯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
事过多年之后，一股反毛非毛的思潮肆意泛滥，国内红学界对这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开始说三道四，港台的海外奇谈更多。
当年首发批判俞平伯文章的《文史哲》编辑葛懋春，80年代初去美国探亲时、从美国图书馆收存的台湾出版物中抄录了有关李希凡的小传，上面说李是江西红小鬼出身，给康生当过通讯员，他之所以写文章批判俞平伯、接受的是康生布置的任务。
李希凡得知后怒斥荒唐可笑。事实上，李希凡是1927年生人，在“江西红小鬼”时期，他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而且生活在北平的通县。可见，如果说当年对于俞平伯的批判太上纲上线、显失公平的话，那么后来对于这场批判的批判就存在造谣栽赃、荒诞不经之词了。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于这场批判的评断是公允的：
- “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
”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
“党发动这两次批判(另一次指批判《武训传》)，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
”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
“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在北京南沙沟的寓所永远停止了心跳。此去几十年，如去愿俞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