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陕西咸阳三原县的一家饭店里，包间的门突然被踹开。
几个地痞大摇大摆闯进来，不由分说就要撵走里面的客人。
正在包间里吃饭的中年男人强压怒气，厉声问道：“知道我是谁吗？”
一贯横行霸道的地痞流氓怎么也不会想到，此人正是刚刚上任不久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孙洪道。
孙洪道
1919年5月，孙洪道出生在四川巴中南江县的一个小山村里。
正值军阀混战的时代，地主阶级和军阀为祸一方，武夫当道。
各地军阀为争夺权力，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四川地区尤为严重，无论是持续时间、战斗规模，还是祸乱程度，都属全国之最。
四川一度成为北洋、滇、黔、川军争夺和混战的中心之一，不仅政治混乱，百姓的生活也愈发艰难。
同时，土匪的肆虐更加剧了人民的疾苦，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
军阀混战带来的动荡与苦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欺凌，种种不公和压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和渴望变革的愿望。
也因此培养出了四川人忠勇刚烈、侠肝义胆、爱国护民的精神品质与个性。
孙洪道也是如此。
从小就看着父母遭受勒索和欺压，不仅让他个人深受痛苦，也在他内心埋下了对社会改变的渴望。
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生了根。
孙洪道14岁时，红军因第一次国共内战而踏足四川，革命的火焰传播到了这片土地。
红军的到来，为当时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提供了一线希望。
或许因为家庭的苦难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1933年，年仅14岁的孙洪道与当时很多农村的少年一样，选择了加入红军。
更加幸运的是，后来孙洪道成为了刘伯承身边的警卫员。
虽然孙洪道名义上是刘伯承的警卫员，实际上组织是想通过这个职务，来全方位地培养他的作战能力和领导能力。
而孙洪道不负众望，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他一直都奋斗在革命解放事业中。
新中国成立时，他也不过30岁的年纪。
当时国家建设迫切需要人才，孙洪道这样的青年军事才俊，正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孙洪道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入志愿军，奔赴朝鲜。
在朝鲜战争中，由于孙洪道的骁勇善战，他被梁兴初收入麾下，这是对他能力的高度认可。
梁兴初的领导风格和战斗风格，可用勇猛无畏来形容。
他带出来的将领和士兵，永远不缺无畏的勇气和为胜利不惜生死的魄力。
梁兴初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孙洪道的英勇表现尤为突出。
他在攻占戛日岭的一战中立下大功，成为了342团的团长，为他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一次次的拼搏与胜利，孙洪道的部队逐渐壮大。
他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还在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高度认可，先后担任112师和114师的副师长。
1955年授衔仪式上，孙洪道被封为大校。
1978年，孙洪道被派遣回四川省，参与辅助三线建设的工作。
在四川省，孙洪道先后担任了四川省委常委和成都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成都市委书记的近两年时间里，他深入了解民生状况，有效地管理地方，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1980年，正值各地干部来回调任频繁的关键时刻。
由于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孙洪道被上级挑选调任到陕西，出任陕西军区司令员。
然而在陕西的工作，却比他预想中要困难得多。
孙洪道刚上任没多久，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陕西省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最多、综合实力最强的省份。
在这样一个比较陌生又复杂的地区工作，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环境，与各方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
于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刚上任不久的孙洪道决定在陕西省境内进行考察。
1981年的一天，他来到咸阳三原县考察，带着警卫员和下属奔波了一天，到傍晚时才有时间吃饭休息。
红军出身的司令员，平时低调惯了，在生活上没那么多讲究，也从不搞特殊。
他们便衣走访，让下属在附近随便找了一家小饭店，挑了一个偏僻安静的包间。
几个人本想着踏踏实实吃一顿饭，稍作休息，再商讨明天的工作。
却没想到，竟被几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计划。
桌上的饭菜还没来得及吃几口，包间的门就猛地一下被人给踹开了。
踹门的是几个满脸凶相的青年，看起来也就十几二十岁的模样，穿着花里胡哨、流里流气的衣服，大摇大摆闯了进来。
几人先是在包间里扫视了一圈。
大约是见孙洪道他们人不多，又不像是在道上混的，因此态度顿时嚣张了起来。
为首的那个青年，朝着孙洪道一行人大声叫嚷着：“识相点就自己滚出去！别逼我们动手！”
孙洪道身经百战，地痞流氓的威胁恐吓，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但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被几个小混混指着鼻子骂，让他很是不爽。
但孙洪道还是克制情绪，拦住了打算出手的警卫员。
他冷静回道：“你们几个是什么人？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一点法纪意识都没有吗？”
领头的青年听到孙洪道搬出法律，非但没害怕，反倒因此断定他是个好欺负的主。
他厉声喝道：“什么公共场所，整个县城都是我们兄弟的地盘，在这里老子就是王法！”
孙洪道见他们年纪都不大，想来也就是一帮没受过教育的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游荡，混吃混喝。
因此孙洪道并不想和他们动手，又压着火气好言劝了几句。
可这帮人非但不听，反而更加咄咄逼人地挑衅，嘴上也骂个不停。
孙洪道见状，怒斥道：“你们这帮地痞流氓，知不知道我是谁？”
从加入红军开始，孙洪道一直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官民平等是共产党人的老传统了。
因此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从来不喜欢摆架子，也看不惯别人借着身份和官职耍威风。
他说这话，本意只是想让这伙人知难而退，并不想和他们在公共场合继续争执下去，更不想动手。
可在这几个小混混听来，这话就是挑衅的意思，因此态度也更加恶劣。
“管你是谁！你再敢说一句，老子今天就让你横着出去！”
看这几人的语气和状态，显然是横行霸道惯了。
几个人这么趾高气扬地进来，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饭店老板还有其他客人却都默不作声。
附近的老百姓大概是没少受他们的欺负，因此习以为常，不敢招惹，也不敢反抗。
看着面前几个社会青年张狂跋扈，无法无天的模样，一下就勾起了他年幼时，父母和乡亲们经常被地主土匪欺凌的回忆。
孙洪道顿时火冒三丈，尤其见他们已经抄起了旁边的椅子开始砸东西，也实在忍无可忍了。
不等他吩咐，旁边的警卫员和下属也已经出手了。
这些社会上的小混混大多是外强中干、欺软怕硬。平时欺负老百姓时气焰嚣张，真遇到部队里训练有素的军人，完全不是对手，没几下就被打趴下了。
孙洪道见状，示意下属别再继续打，直接叫警察来抓人。
本以为他们遇到了硬茬，能稍微老实一些，却没想到那个领头的青年，气急之下直接掏出了刀子来。
好在首长身边的警卫员，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反应非常迅速。
他那刀子刚一亮出来，就被警卫员按倒在地，一把夺了过来。
教训完了这伙小混混，警察也很快赶来，把他们带回了警局。
经过审讯调查，确定这伙人并不是什么黑社会，只是一群无业游民。
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在当地混吃混喝，时间久了，就开始勒索一些老实的商户。
话虽如此，孙洪道一想到那天亮出的刀子，还是觉得不能把这当成小事。
一些无业游民社会青年，混久了有些人脉，凑在一起就成了势力。
起初只是骗吃骗喝，然后发展成敲诈勒索，时间久了还会做出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威胁到了社会治安。
那些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很多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来巩固国家统一和稳定。
包括对匪患的镇压以及土地改革等政策，使这片刚结束战乱的土地，有了较好的治安状况。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经济转型。
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犯罪率也呈井喷式增长。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着手实施经济转型，引入了市场经济。
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经济发展迅猛，但也出现了一些无法适应这一变革的地区。
这些地方的经济结构没有来得及进行有效调整，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比如一些传统产业面临困境，企业破产和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就使得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再加上新的经济结构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和认知，让很多人感到迷茫。
这种混乱的状态，也为犯罪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经济转型不仅带来了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
改革开放加剧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一些地区就随之出现了动荡。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解体和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脱离了以往的限制。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以及知青返城的潮流，都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紧张局势。
规模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对城市的治安管理是一项非常严峻的考验。
经济困难并存于思想上的苦闷和失望，以及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混合。
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来维持生计。
这些问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使得很多地方的治安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在那个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问题。
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影响力。
但另一方面，社会问题的积累也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实施社会福利政策、加强法治建设等，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其中最为严厉的手段当属1983年开始的“严打”，也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正如孙洪道在与一群小混混发生争执后所感受到的那样，只要是危害到社会治安的行为，就一定不会是小事。
如果不彻底扫清铲平，一定是后患无穷的。
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两项决定。
其中规定，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处刑，可超过刑法规定的最高刑罚。
以及在程序上，要对这些严重犯罪行为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这次"严打"呈现出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可以说是党、政、军等多个有关部门联手出击。
通过整合军队资源，来强化武装警察力量。
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经过改编，转变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正如邓小平通知所言：“我们要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何立波.1983：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J].检察风云,2008(17):66-68.
[2]郝双录,吴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1984(01):72-79.
本文由“文史江山”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