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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反诬陷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日军军队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和沈阳城。
由此，中国开始了十四年抗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东北军统领张学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竟然不战而退，让日军以极小的损失和最快的速度，占领了东北三省。
每当看到这一段历史，很多人会不禁发问：如果张学良坚决抵抗日军，事情又该向何种方向发展呢？
说起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事件当中，日军、张学良和蒋介石身处的情况和个人想法。
日本的侵略野心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
日本原本是一个弱小的岛国，近代之初也与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受尽压迫。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体量小、实力弱，这意味着改革的阻力也小，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努力下，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核心思想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了当时亚洲少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问题在于，明治维新是一场改革，而不是一场革命。
改革往往意味着妥协和不彻底，过去近千年，日本一直活在军人治国之下，军国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如今虽然进行改革，但军国色彩依旧十分浓厚。
1894年，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和明治维新的日本，打响了甲午中日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战败，签订不平等条约，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
日本也是进行改革不久，经济实力薄弱，但中国的赔付将日本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还为日本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很多日本政客认识到：日本想要发展，就要向外扩张，而地大物博、实力孱弱的邻国中国，显然是最佳选择。
自那以后，日本便对中国进行锲而不舍的全方位侵略。
一战中，日本作为战胜国，在战后会议上提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显然是想要进一步侵吞中国。
然而，英美日三国都是协约国，但在战后却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在英美看来，快速崛起的日本会威胁本国家在东亚的利益。
再加上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最终日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同样是战胜国，英美法都捞取到大量的利益，而日本却只收到了一些边角料，自然不服气。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危机也接连不断。
1923年9月1日，日本爆发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光是人员伤亡就有十万人，财产损失更是不可计数，整个东京都化为了一片废墟。
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很多也丢掉了自己的财产，只好选择回乡经营农业。
但日本大量进口农业物，经营农业也赚不到多少钱，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数量始终居高不下。
1929年，经济大危机席卷了全球，各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被推到了经济崩溃的悬崖边上。
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有两条路可走：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如果选择前者，那就加强政府的管控，提高工人待遇，实行民主政治。
这一条路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经济大危机中苏联经济不减反增，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遗憾的是，社会主义要求建立的是共和国，但日本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他们不可能为了进行革命而废除天皇；
社会主义不信神不信教，但日本为了控制百姓思想，有所谓的“神道教”。
总而言之，日本并没有适合社会主义扎根的土壤。
恰恰相反，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和法西斯主义的核心精神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因此，日本一步步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国家。
在经济大危机中，法西斯主义要求侵略其它国家来转移经济矛盾，而日本最主要的目标显然还是中国。
1927年，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通过了《对华政策纲要》。
在纲要中，田中义一提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
可见其侵略中国的第一步，便瞄准了中国东北。
在日本的秘密准备下，多次制造与中国军队的摩擦，最终在1931年9月8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由此观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在这几十年里，日本对中国有了充分了解，在决定侵略中国东北后，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前的张学良
反观中国东北方面，张作霖虽然一直在刻意培养张学良，但从来没想过让他过早的掌权。
然而，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尤其是充满战乱的民国时期。
张作霖虽然依靠与日本合作，成为了奉系领导人，并且巩固了自己对于东北三省的统治地位。
但张作霖打心底里，是一个爱国军阀，在国家和民族大义上，向来是寸步不让。
随着和日本合作的深入，日本提出了很多对东北不利的条件。
张作霖看出了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日本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张作霖就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
因此关东军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直接炸得重伤，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张作霖死后，奉系群龙无首，急需一个人来接替张作霖的位置。
作为奉系军阀里资历最老的人，张作相并没有自己称王的想法。
在他看来，张作霖经略东北这么多年，在东北三省官兵里地位颇高，自己上位无法服众。
因此，在经过细致考察后，他接回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回来执掌奉系大权。
由此可见，张学良其实并没有经历足够的磨炼，他还是如同张作霖羽翼下的雏鹰。
因此在上位后，张学良的依赖性十分严重。
例如，张学良面对继续依靠东北三省割据，还是归顺国民政府，显得十分犹豫不定。
最后还是在张作相的谏言下，张学良才下定决心改旗易帜。
一个适当听从他人建议的领导者，是一个好领导，但一味听从他们意见则会没有主见。
这种依赖性的性格，也为后来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
除了依赖性，匆匆上任的张学良还有另一个缺点——认知的局限性。
早在1921年，张学良便去过日本参观，他先是看了军队演习，又看了日本工厂，最后看了风土人情，这些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张学良感慨道：“日本没有老百姓，全是军人。”
这次参观，让他对日本的实力产生了极大的敬畏。
在当时的他看来，未来若是中日两国，中国只有举国抗战，才有战胜日本的可能性，仅仅依靠东北一隅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罢了。
这个思想，也一直被他延伸到“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的抉择
从1929年开始，日本关东军便有意在东北三省制造摩擦。
到了1930年以后，摩擦的频率越来越高，令张学良很是担忧。
他向蒋介石汇报了这一情况，蒋介石也很快给了答复。
在电报中，蒋介石说道：“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对中日纷争会更加纷乱，故须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
“万一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
意思很明显，对蒋介石来说，日本不是他最大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才是。
“欲攘外先安内”，把共产党解决掉也不迟。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也抱有对国际联盟的幻想。
一战结束后，根据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各国共同组建了一个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用于维护世界和平，地位类似于如今的联合国，而当时的日本正是国际联盟的一员。
蒋介石认为，日本若是真敢侵略中国，国际联盟也会下场调节，阻止日本，自己可以专心对付中国共产党。
张学良收到电报后，也十分无奈，只好对东北各地区官员说：“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抵抗，致酿事端，即希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张学良也有自己的心思，一个是出于他性格的依懒性，他选择了听从蒋介石的话，另一个则是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
张学良毕竟年轻气盛，心中总是对称霸全国有着一些心思，而手中的奉系军队则是他最大的倚仗。
蒋介石都说不要与日军交锋，若是自己擅自与日军交战，蒋介石也必然不会施以援手，反而会坐山观虎斗，毕竟张学良掌握的军队，对蒋介石也是一大威胁。
日本在东北军和蒋介石那里也安插了间谍。
很快，蒋介石的电报和张学良的态度，便被日本所知晓，最终策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以极低的损失占领了东北三省。
东北军能否抵挡日军的进攻？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若张学良坚决抗日，能否抵御住日军？
答案是可以阻拦日军步伐，但并不能打消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
在当时，奉系在辽宁驻扎有六万人，吉林有八万人，黑龙江有五万人。
而在关内，还有之前参加中原大战的七万人，加起来有近三十万。
而日本的关东军不过派了一万人，便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东北三省。
单看关东军这一万人，即使日军战斗力再强，若是东北军反抗，自然也不能让他们占领东北三省。
但正如前面讲述的那样，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准备自然不仅只是这一万人。
日本国内早已秘密训练军队，甚至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
此外，那一万关东军，把守住了东北三省一些重要的交通线路，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朝鲜半岛则早在1910年就被日本占领，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若是关东军进攻受阻，日本也可以第一时间向东北加派兵力，东北被占领依然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理由。
若是张学良，第一时间阻挡住日军步伐，必然会打击日军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让日本重新评估中国的实力，不会在1937年就向中国发起全面侵略，中国就有更多喘息的机会。
或许也可以拖到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而不用孤军奋战数年。
而且，由于日军进攻突然，东北军的不抵抗也为日军留下了大量武器。
据战后统计，光飞机就被日军抢走了二百六十二架，至于诸如轻重机枪、手枪步枪等常规武器，则更是不可计数，这些武器后来都被日军用来进行侵华战争。
因此，若是张学良奋起抵抗，虽然东北被占领的结局不会改变，但势必会极大地有利于后续的抗日战争。
无论“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出于何种原因执行的，他的罪责也是无法开脱的。
所幸的是，张学良也在之后认识到了错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
促成了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这也算是一种将功赎罪吧！
参考文献：
马良玉《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对日政策评析》
新浪网《张学良视野下的九一八事变》
凤凰网《重读抗日战争之十二：张学良是九一八事变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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