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第二故乡的小军哥,我一辈子最亲的人

小军哥大号叫刘占祥,小军是他的小名。我是到河北邯郸地区的鸡泽县下乡插队时和小军哥认识,当年他给了我无微不至地关爱和照顾,我却无情地拒绝了他对我的感情。好在小军哥没有记恨我,我俩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在我心里,小军哥永远都是我最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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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3月中旬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天津的,当时我们二十七中的同学基本都被安置到河北省邯郸地区的鸡泽县插队落户,我们十名知青最终被分派在鸡泽县洺河沿岸的任城大队第三生产小队,队部后院那三间无人居住的土坯房子成了我们临时的住所。五名男知青住一间房子,我们五名女知青住一间房子,中间那间房子算作厨房,我们在那间房子里做饭。

早春时节,邯郸平原地区的天气乍暖还寒,春耕备耕生产还没开始,张队长为我们安排好住处,又安排了一位女社员帮助我们做饭,我们的吃住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帮我们做饭的那位妇女不到四十岁,队里的年轻人都喊她刘婶,我们知青也跟着叫刘婶。后来我们才知道,刘婶是个寡妇,十年前她男人就意外去世了,刘婶和她儿子相依为命。

刘婶的儿子叫小军,当年十六岁,他是阴历二月的生日,我们知青都喊他小军哥。刘婶来帮我们做饭,小军哥就来帮着挑水,有时也帮着烧火拉风箱。他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可他比我们显成熟,也比我们勤快,挑着满满两桶水一点都不吃力,不像我们天津来的知青,连水都不会打。

几天后,我们就和小军哥熟悉了。一天早饭后他挑着水桶去打水,我就笑着对他说:“小军哥,我跟你去打水好吗?”他笑了笑,没吱声,只顾挑着水桶往前走,我紧走几步,撵上他,硬是抢过了他挑在肩上的水桶。

牛棚院子里那眼水井虽然不深,可我站在井台上还是有点害怕,生怕掉到水井里。小军哥轻松拔上两桶水,我抢过钩担,吃力地挑起两桶水,摇摇晃晃往回走。小军哥抢了两次,我都没放手,坚持把两桶水挑到了我们的住处。

刘婶看我挑着水回来了,赶忙接下钩担,帮我把两多半桶水倒进水缸里,回头训斥小军哥:“小军,看你这熊孩子,你咋能让你妹妹挑水,压了她的腰可了不得……”“婶子,没事的,我没那么娇贵,在学校时我们就参加过支农劳动,只是我们没挑过水。”我看刘婶训斥小军哥,赶忙笑着说道。

跟着小军哥挑了几天水,我慢慢学会了掌握平衡,水不往外洒了,走路也不左右摇晃了。只是我还是不敢站在井台上打水,我还是担心会掉到水井里。

半个月后,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了,因为我之前学会了挑水,往地里挑粪时,我也没感觉到太吃力。其他几名女生刚开始挑粪就特别吃力,第一天收工回到住处,她们都说肩膀疼,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晚饭都不想吃了。我虽然也觉得很累,肩膀也疼,但我还能坚持,我还能帮着刘婶烧火做饭。

第三天吃过早饭准备出工劳动的时候,刘婶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拿出来五个棉垫肩,有蓝粗布的,有花洋布的,还有一个是两种颜色的。刘婶说她在家找了几块旧布和一些旧棉絮,给我们五名女知青一人缝了一个棉垫肩。有了棉垫肩,挑担子的时候扁担就不那么硌肩膀了,我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激刘婶。

春耕春播生产结束以后,马上就该收麦子了,队长就不让刘婶帮我们做饭了。麦收的时候要抢收,收完麦子还要抢种,队里要给社员往地里送饭,队长打算让刘婶去队部给社员们做饭送饭。

麦收开始前的头一天晚饭后,张队长来到我们的住处,笑着对我说:“王桂荣,明天你不要下地割麦了,一早去队部和你刘婶一起做饭吧。”“队长,我、我也不会做饭呀……”“你去了帮忙烧火就行,让你刘婶蒸卷子。”张队长说完,倒背着胳膊回家去了。

我心里有点不踏实,送走了张队长,我就去了刘婶家,我想问问刘婶,我总担心自己不能胜任。看我来了,刘婶笑着说:“桂荣,是我告诉张队长让你和我一起做饭的,今儿个后半夜我就去队部发上面,一早你到队部帮我烧火就行。队部的那口大铁锅,三层笼屉能蒸三十斤面,再熬半锅绿豆汤就行。一天做两顿饭,咱娘俩也累不着。”

在队部跟着刘婶做了十一天饭,麦收就结束了。做饭期间,刘婶半夜到队部发面,我是送完早饭发中午的面,刘婶很照顾我,我没有感到有多辛苦。可知青们都说这个麦收就跟打仗似的,晒黑了也累瘦了。幸亏麦收时间短,要是时间长,累不死也得累个半死。第一个麦收就这样过去了,令我遗憾的是,我却没能感受一下麦收到底有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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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里,刘婶和小军哥都特别照顾我,在下地干活的时候,小军哥总是帮我干活,帮我锄地,帮我割谷子,帮我挑担子,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小军哥。刘婶做了什么好吃的,就拉着我去她家吃,有时还把煮鸡蛋偷偷塞给我,她说她没有闺女,想让我做她的干闺女。

一晃就到了1974年春天,我们任城大队又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是地区国棉厂的招工名额。经过乡亲们的推荐,张队长把一份招工审批表给了我。我兴高采烈地到公社参加了体检,最终却没能通过政审。我祖父是右派,我借了他老人家的光,莫名其妙地成了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

那年秋后,邯钢招工,我以为钢厂不会政审,没想到我还是被拒之门外,其他女知青不喜欢的工作单位,我却不能去。那段时间,我心里很沮丧,情绪也很低落,刘婶就劝我:“桂荣,不能去当工人咱就当农民,你看咱这是大平原,一年有半年能吃上白面馍馍,这日子也不比城里差多少。我和你小军哥今年光红利就分了六十多块,口粮都吃不完,这多好啊。”

我们插队的地方确实比围场、比内蒙农村要好很多,但比起城里的工人,差别还是很大的。能招工进城,是我们插队知青最大的愿望。

当时小军哥都二十一岁,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可他还没找到对象。给他介绍对象的倒是不少,可人家女方嫌他家没有当家主事的,都不愿意,光张队长就给他介绍了三个对象,一个都没成。

1975年春天,大队书记安排我到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他说到工厂当工人要政审,到学校当民办教师不用政审,他就能做主。大队书记也是照顾我才让我到学校当的民办教师,他家的二闺女也是初中毕业生,她也想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大队书记却没让自己的闺女去学校教书。为此,我发自内心地敬重刘书记,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一直到了1977年夏天,我也没能招工进城。那时小军哥都二十四岁了,他还是没找上对象,愁得刘婶天天睡不着觉,我感觉她一下子就老了十多岁。看刘婶天天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也心疼她,我也很想帮帮对我疼爱有加的刘婶,我也非常希望对我像亲哥哥一样的小军哥尽快找到对象,可这个事情就是不好办。

有一天张队长来到我们知青点,把我叫到院子里对我说:“王老师,你看刘占祥这个小伙子怎么样?我倒觉得你俩挺般配的。你要是对他有意,我就给你俩撮合一下。你要是不喜欢他,就当我啥也没说。”我知道这是刘婶和小军哥托张队长来当的说客,小军哥也确实很勤劳很善良,可我还没考虑过个人问题,更没想过要和小军哥一起生活。

张队长看我不表态,他应该是明白了我的意思,就笑着说:“王老师,这事就当我没说,你不要往心里去。”张队长说完就走了。我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子,心里也不好受,总觉得对不住刘婶,也对不住小军哥。

第二天再见到小军哥的时候,我明显看出了小军哥表情的不自然,但他还是笑着和我打招呼,中午时间还帮我挑了一趟水。

我们学校有一位马老师是公办教师,有一次我和他说起了小军哥的婚事,马老师说他们庄上有一个丧偶的寡妇,年龄也就二十五六岁,长得挺好人品也不错,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听说她要改嫁。

我把这事告诉了刘婶,刘婶又问了小军哥,她娘俩都说先相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相中。我就托马老师去当介绍人,结果双方都满意,真是皆大欢喜。

当年秋后,小军哥就和那个寡妇结婚了,我们四名还没离开任城大队的知青都随了礼金,我还把公社发给我的模范教师奖品—热水瓶和陶瓷脸盆都送给了小军哥。婚后第二天,小军嫂子送给我两双袜子,一口一个妹妹叫我,别提有多亲热了。

1977年冬季,我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参加了高考。当时感觉考得不好,也没报什么希望,照样安心当我的民办教师。1978年春天,我竟然收到了邯郸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中专。

离开任城大队的前一天,小军嫂子把我叫到他们家,刘婶给我包了萝卜馅的饺子,还让小军哥杀了一只大公鸡。吃完饭,刘婶拉着我的手说:“桂荣,婶子感谢你呀,要不是你托马老师给咱操心,你小军哥就得打光棍。当初我也是急糊涂了,真不该让张队长去找你,你不会记恨婶子吧……”“婶子,你对我这么好,就让我的妈妈,我咋会记恨你呢。”我搂住刘婶的脖子,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刘婶对我就像她的亲闺女,我真想喊她一声妈妈,可我就是叫不出口。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在县里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年初中老师,就和在县里工作的一名天津知青领取了结婚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不久,我就得到了刘婶去世的消息,她是赶集回家的路上,没有任何征兆地倒在村头的岔路口,小军哥把她背回家后,她的身体都僵硬了。对我像亲闺女一样的刘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后我才哭着喊了她一声妈妈。

到了2014年冬季,等我丈夫退休后,我俩才一起回到天津,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

目前,我和小军哥一家还保持着密切联系。我每次回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都是到小军哥家吃饭,小军哥和小军嫂子总是很亲切地喊我妹妹,吃饭的时候总是给我夹菜。我每次回去,小军哥都会给他女儿(继女)和儿子打电话让他们回家。侄女和侄子见到我,都会很亲切喊我姑姑,还会给我买很多土特产。小军哥也总是对他女儿儿子说:“你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姑姑,我可就你姑姑这么一个亲人了。”每次听到小军哥这样说,我心里感到很温暖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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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军哥,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哥哥,你是我这辈子最亲的人。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桂荣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