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才》杂志就有一篇《史国良求师记》的文章。
讲到我找黄胄先生的经过，美术界的人都说:“史国良是个幸运儿,事业一帆风顺。”
其实那幸运的来源,正是因为我找到了好老师，走对了方向。
要讲到我和黄胄老师的缘分，就得从那盏灯说起，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盏灯一直亮在我心头，成了我艺术道路上的坐标。
在我二十出头的年纪，对黄胄先生的画作充满了无比的敬仰和向往，渴望能成为他的门下弟子。
尽管没有任何人能为我引荐，也没有人能为我铺路，但我内心对艺术的渴望驱使我不顾一切地踏上了寻师之路。
我带着自己的一卷画作，满怀希望地出发了。
从发表的画作上看，黄胄先生曾在军事博物馆工作，我首先来到了那里。
然而，门卫告诉我黄胄先生已经离开了那里。
我不放弃，又找到了军博的宿舍区，楼下的孩子们告诉我黄胄先生搬家了，但具体搬到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
幸运的是，一位下楼的大人告诉我，黄胄先生可能搬到了三里河一带，尽管他也不知道确切的地址。
他还提醒我，黄胄先生非常严格，家门口经常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
虽然有些失望，但我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至少我掌握了两个线索：“三里河一带”和“谢绝来访”的纸条。
我骑上自行车，满怀信心地向三里河进发。
从军博到三里河并不遥远，但当我到达三里河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那里到处都是一排排的楼房，我该如何找到黄胄先生的家呢？
我决定一栋楼一栋楼地找，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我爬上爬下，逢人便问：“黄胄先生住在这里吗？”但得到的都是摇头和不知道的回答。
他们反过来问我：“他住几楼？”我也只能是无奈地摇头。
一位好心的路人劝我：“小伙子，回去吧，连门牌号都不知道，怎么找啊？天都快黑了。”
确实，我从早到晚都在寻找，饿着肚子，却始终没有找到黄胄先生的家。
我敲过无数的门，却始终没有见到那张“谢绝来访”的纸条。
失望的情绪充满了我的心，沉重得几乎让我无法承受。
踏上归途，我的心情沉重得几乎要落泪。肩上扛的那卷画，此刻仿佛重若千钧，艺术之路的艰辛让我倍感压力。
行至白石桥，我心中的不甘再次燃起。
我指着天空，对自己发誓，再回去找一次。如果找到了，那是缘分使然；如果找不到，我将不再执着。
我调转自行车的方向，又一次踏上了前往三里河的道路。
我四处寻觅，黄胄老师，您究竟在哪里？会不会有人记错了您的住址？会不会有人在和我开玩笑？寻找您的路途，让我倍感艰辛！
突然间，我的目光被远处楼顶上的一盏灯光吸引。在一片漆黑之中，那盏灯孤独而明亮，整个楼群中只有那一点光亮，那会不会就是黄胄先生的家呢？
在黑暗中，那盏灯显得如此美丽，它点燃了我的希望。
我忘记了一天的疲惫，热血再次沸腾，我向着那盏灯的方向飞奔而去。
五层楼并不高，往日几步就蹿上去了，可今天，脚上就如同灌了铅，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门口，竟没了勇气敲门，因为门上并没有纸条。
此时此刻，心都碎了。
闭着眼睛，愣了一会儿，终于，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湿了的手，敲了门。
门并没开，里面有一位女人在问:“你找谁?”“是黄胄家吗?”“你是谁?”甭问了，这正是黄胄家，我是谁？一个毛孩子，一个傻小子，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说:“我是他的学生。”
门开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站在我面前，一脸的疑问，看到我手里抱着一卷画，才让我进来。
后来我知道，她就是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老师。
黄胄并不像别人说得那么严厉，只是严格，严格中带几分亲切。
当他看过了我的画，不但笑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画得还不错，就做我的学生吧。”
终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盏灯，而且，从此也走进了那盏灯。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像很多人讲的那样，“我成为了幸运儿”。
黄胄先生画新疆，他建议我画西藏，他说：
“自己年轻时也去过西藏，但没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个地方可画的东西很丰富，只要能深入进去，一定能画出好作品。”
于是我从原来画北方农村，转画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还把自己穿过的皮大衣送给了我，说那个地方冷，路上用得着。
这件大衣曾作过道具，在他画《高原子弟兵》中出现过。
我是从青藏公路进藏的，先从西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搭长途汽车，坐上两天两夜到拉萨，中途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多亏这件大衣，不然真冻坏了。
每次媒体约我写有关先生的文章，都想让我找几张与先生合影的照片。似乎社会上已经有那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套路了，你是谁的学生必有合影作证明似的。
每当面对这种要求时，我一是苦笑，二是尴尬。因为虽与先生学画多年，竟没一张与先生单独的合影照。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真想与先生照张相，挂在自己家中或办公室里，有这个虚荣心，却没钱买相机。
有次下乡，借了单位里的海鸥120相机，结果不会操作，一张相没照就让我给弄坏了，还赔了不少钱。
那一次教训让我直至今日对机械操作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过也成就了我，每次下乡就拼命地画速写，还养成了用速写记录生活的习惯。
再后来，经常与先生在一起，帮他研墨、抻纸，经常看往来的宾客和先生合影，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人家帮我照张相，再寄给我。
总觉得那样对先生不好，也显得没面子。
等我想到有必要与先生合影时，先生住进了医院，样子很不好看，而且很疲倦。
看我一身僧服，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只当你说着玩呢，还动真格的了。”
我摸着兜里的相机，几回想拿出来，总不忍心，改日吧！于是我失去了最后一次与先生合影的机会。
每当看到别的学生画册里印着与先生合影照片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嫉妒、羡慕、遗憾，反正挺复杂的。
我和黄胄先生的缘分，多亏了五楼顶层的那盏灯，那灯光伴我走过了太行山、黄土高坡，走上了青藏高原又走到了大洋彼岸。
那盏灯带给了我信心，也送来了温暖，让我忘不了黄胄先生，也忘不了那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