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几个月后，陈伯达被特批保外就医，住在北京东郊的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于他尚在服刑阶段，所以，公安局派了一个叫萧键的警察，负责陈伯达的“看管”工作。
这天，陈伯达突然接到消息，说一个老友想来看看他。但基于陈伯达当时的情况，最好是由陈伯达出面，向公安局提出他想见这位老友。这个老友叫周扬。
陈伯达比周扬大4岁。解放之前，周扬在上海，陈伯达在北京，两人都是做地下党，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后来，他们都到了延安后，有过一段交往。解放后，两人都是文学界的名人。或许都是文人的缘故，周扬比较欣赏陈伯达的文采。
话说，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有几个点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比如，他强调“电子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其发展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有影响；他建议缩短工时，将8小时工作制改为6小时，或者每周工作6天改为5天。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能给工人留出学习新技术的时间。
那时，陈伯达有一条与中央直接沟通的专线。他每次写得稿子都会被送上去，但上面的人认为，他应该写就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那样可以对后代起到教育问题。而陈伯达只考虑经济问题，便没有听从这一建议。后来，这条线就断了。
周扬知道陈伯达是个闲不住的，肯定写了不少文章。陈伯达要求见周扬的请求被批准之后，在警察萧键的看护下，陈伯达来到了周扬的家里。两人谈了许久，当谈到监狱生活时，陈伯达很感慨地说，他在监狱是被优待的。
陈伯达说，1948年春，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他听到了飞机响，便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当时犹豫，要不要转移。陈伯达催促着毛主席快走。还好走得及时，两人先后出了院子，炸弹就落了下来，房子玻璃都被打碎了。
这件事陈伯达一直没说，1971年逮捕他的时候，陈伯达在监狱门口大喊说：“我救过毛主席。”原本关他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他的这些话传了上去，几天后就给他换了住处。
这次谈话，两人还说了一些文学方面的话题。陈伯达征求周扬的意见，问“他是否可以向上面反映，拿一些文章给周扬看”。周扬同意了。经过批准，陈伯达给了周扬几篇稿子。
周扬看过之后，觉得里面一篇《求知难》写得很好。后来，有位周扬的老友到周扬家做客，发现了这个稿子的妙处，便说：“不发表可惜了。”经过周扬同意，这篇稿子被发表在了《读书》杂志上，署名叫“纪训”，是陈伯达的一个笔名。
虽说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罪犯在狱中写一些不涉及政治学术的文章得到发表，也属于正常情况。比如，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刑后，他在狱中写得《老子考略》就在杂志上发表了。
尽管这么说，陈伯达还是非常感激周扬的。毕竟他当时的处境，很少有人会想到给他发表文章。说起来，这也是一种对陈伯达的关怀之情。
1988年9月，陈伯达的刑期已满。考虑到物价因素，他被释放时，每月工资250元。1989年7月31日，周扬病逝。陈伯达闻讯，很是悲伤，用已经不听使唤的手，下了“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的挽词。周扬的亲属收到挽词后，很快给陈伯达写了一封回信。
一个月后的9月20日，陈伯达因气温变化诱发心肌梗塞病逝。当时，基于他的情况，得到的通知是：“悄悄处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