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刀99
天气太热了！
重庆人说某种逝去，叫“死得冰浸”。重庆男人的外号，也正在“冰浸冰浸”中。
这是一种重庆式的幽默。
今天说重庆人的另一种幽默：取外号。外号是对他人的另称。决无蔑视之意。重庆人不说“绰号”而说“外号”。今天，外号正在消失。而当年，男人们大多有。
这恐怕涉及上百万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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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号大多俗，决无卧龙先生、凤雏先生那样的雅。它就像北方的狗剩、铁蛋一样，土得掉渣。北方给孩子取外号是为好养，重庆则因好记。
这不，几十年过去了，如果提到某人，说他大名，未必记得起，但一提外号，不禁莞尔一笑：
“是他嗦，勒个龟儿子还活起的迈？”
拿我读初中的重庆六中7146班说事，男生大多有外号，谁取的？不晓得。
如：刘邦富，外号斑鸠。毕业后从架线工干到电信分局局长，同学聚会时没人叫他刘局，仍以斑鸠称之。
又如，马琳叫马识途，意即老马识途，与过世不久的110岁作家马识途无关，我们给他取外号时，还不知世间有这马姓作家；黄先进，外号黄三，进校时就这么叫，估计与排行有关；乔勤良，一条壮硕大汉，外号叫娃娃；陈泽民叫呆呆，张卫叫张二娃，袁正阳叫扁弯阴、张鸿君叫一吨半、马生川叫马顶懂、景泽鸿叫丝瓜、王小鹰叫冬瓜…
外号无恶意，无厘头，你根本不晓得它是谁取的、为啥这样取。
但易记、上口、形象，是外号的风格。没有谁会觉得侮辱了谁，没有谁觉得人家喊了他外号就要翻脸。
不，完全没有。就像下坡熄火的车，丝滑，顺滑，张嘴就来，还答应得喂了喂的。
这就是重庆男人！大气，不计较。
男人们，一辈子就这样叫过来了，直到今天，相互间有时还这样叫，就像我人民小学的同班，见面还叫我二娃。
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不再取外号。
为啥不取？后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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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我们那一代的外号轶事。
70年代初，24000知青去云南支边后，重庆人把外号也带到了云南。
几十年过去了，一提外号，这些兵团战友的音容笑貌仍浮现我眼前：徐峰叫鸡脑壳，高福生叫榔头，付小勇叫付狗，陈洪明叫臭蛋，黄长明叫老太婆，廖宗明叫老头，周祖民叫猪儿，陈祖云叫大脑壳，杨照明叫大娃儿，景宗福叫叉叉，龙四权叫龙四，赵洪明叫扁蛋，代中惠叫铲铲，刘蜀安叫奶娃，还有宽背、肝炎、泡粑、黑娃、鸭娃、地主、羊儿、财扒、妖怪、幺嫂、周扒皮等等，千奇百怪，日精倒拐，很多人的本名已忘却，外号还记得很清楚。
这还仅仅是云南景洪1团重庆人的部分外号！
我挺喜欢的河口16团战友艾和明叫八角，赵忠全叫赵三。
几十年过去了，1团战友还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在西双版纳著名的嘎洒坝子，如果50年前你不认识鸡脑壳、肝炎、臭蛋和奶娃，那就是白活了。
当然是笑话。本意是，这些操坝儿的少年，当年在嘎洒一带外号响亮。
有时我想，这也算重庆文化的一个分支吧，它不属先进文化，却是一种“记忆文化”，地域性强又天马行空，既无章法又乱七八糟，取得随意，叫得上口，给一代人打上深刻的重庆烙印。
说它没有章法，可以和上海人比。
我认识的兵团上海知青，取外号的不多，若有，也取得克制，如我们营的张明亮因身高腿长，叫长脚；黄金根太瘦，叫排骨，上海话听起来就像叫“八哥”，其他，最多叫个猪头三或十三点，已经有点过了。
上海知青，终是很克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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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上海和重庆，都处大江之畔，取个外号为啥差距那么大呢？
是文化差异。我以为地域文化虽无高低之分，差异却是有的。
上海算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十里洋场，洋泾浜；黄浦江畔，石库门；包身工，摩拿温；摩登女郎，小阿飞；小赤佬，洋大享；水门汀，沙丁鱼；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战枪弹飞；外滩，陆家嘴，和平饭店苏州河……
百年海派文化浸淫，各种思潮交锋，让上海人精致、精神又精明，内敛、克制又谨慎，即使他们远隔千里去到云南兵团，也不像重庆崽儿那样野道，其外号的中庸平和，在情理之中。
以至，所谓的海派文化，可以出陈丹青、陈逸飞和余秋雨，却出不了王朔、王小波和钟阿城。
当然，重庆又有自身特色。
一说到文化，重庆的专家们就习惯性地抬出3000年文明史，长江上游最富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之一，云云。看了半晌，除了吊书袋子，才知砖家多半在扯南山盖北网。
专家的本事，就是要让人听不懂。
我一平民，说点你能听懂的。依愚见，所谓重庆文化就是西南内陆略带封闭又很强势张扬的精神气场。它与性格有关，也与大江、码头和战争有关。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川渝原住民所剩无几，湖广移民的迁入，带来文化的交融与杂糅。当年的湖广行省，并不只是两湖两广，还辖贵州、江西、海南等，历150余年迁徙过来的300万移民，不仅带来粮食、种子、农具和农耕技术，还带来建筑、祭祀、烹饪、戏曲等特色传承，一旦进入巴山蜀水，它就在雨水丰沛的土壤里长出新芽。
山高水长，枝叶繁茂；汪洋姿肆，胆大妄为！
包括语言和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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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特色的可能是水码头了，当年叫“上下两条江，左右十三帮”。
水码头滋养生城的船工，我以为是重庆最有血性的族群，他们穿行于惊涛骇浪，日晒雨淋，艰苦劳累，九死一生。
俗话说，“不敢欺山，更不敢欺水”。
水，随时可拿了船工命去！
既然随时可能死，那就不妨索性活得开朗爽气一点，耿直、义气、敢拼、决绝，让这个族群曾一度影响了城市性格。
个中，袍哥有过重要影响。
袍哥在重庆历史上客观存在过，这个族群在反清抗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对包括袍哥在内的帮会在推翻帝制中的勇敢称赞有加——没有袍哥，能有保路运动？没有保路运动，哪来武昌枪响？
袍哥虽有其糟粕和局限，但其管束条款的恩威并重，如“不贪损他人钱财”、不“奸淫他人妻女”等，违者惩罚严厉——这些条款直到今天，不是很多人还做不到吗？
邓小平同志50年代主政西南时，面对二野的军长师长们要严惩袍哥的义愤填膺，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你们很多是北方人，不了解袍哥的来龙去脉。袍哥问题提起千斤重，放下四两轻。”
又说：这个问题必须一分为二看，对袍哥中的坏分子，必须严惩；对一般随众，教育教育就可以了。
小平同志一席话，拯救了重庆10万袍哥的命运！
上述史实，是60年代重庆市委书记任百戈的秘书陶维全的亲历。我在重庆晚报当记者时采访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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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水码头上的船工，大多嗨过袍哥。
要和风流斗、和烂人斗，要齐心协力把一条大船拉过三峡，拉过惊涛骇浪，在咆哮的风浪中喊名字碍手碍脚，干脆，取外号！
码头、江湖、搏浪、拉纤、起帆、闯滩，所有的腐臭与新鲜、恶心与顺意，都杂糅进外号里，让一座城的男人们，既古灵精怪、又生气勃勃——你若没个外号，活得都不好意思。
这一习俗一直传承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基本结束了。
没有谁对此进行干涉和强制，也和五讲四美无一毛钱关系。
80年代出生的孩子，父母基本上是50或60年代生人，他们下过乡、吃过糠，且只能生一个孩子，都当金包卵养着，哪还需要取诸如“大毛，二毛”、“三娃子，七老幺”之类外号来区分呢？
时代，总是前行着，也过滤和淘汰着，哪怕你认为很重要的城市符号，哪怕上百万重庆男人都曾有过外号，但只要时代认为它过时了，没价值了，统统都会淘汰掉！
无声地淘汰掉，冰浸掉，连回味的余韵都莫球得。
包括叫了千年的朝天门。
它今天叫来福士。
以至，当有人说“今天去来福士耍得很开心”时，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忘了朝天门。
烙印哪怕成了渣渣，仍铭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