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青年论坛》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改革实践，追求精神自由，自觉进行理论创新”的最生动写照之一。
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最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之一。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基本以“丛书”（“走向未来”、“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三大丛书）、研究机构（社科院、农研室、体改所等）或报刊为阵地，形成了若干互动密切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共同构成了启蒙运动的中流砥柱，创造了堪称中国数百年史上难得一见的思想黄金年代。
从地理上讲，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几乎全部集中在北京，不过身处武汉，于1984至1987年之间曾经短暂存在的《青年论坛》算是个例外，也正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原因，人们在梳理研究改革史的时候，往往忽略这段重要的思想史篇章。今年适逢《青年论坛》创刊40周年，笔者就简要回顾一下这个杂志的历史，以飨读者。
(《青年论坛》创刊20周年之际，该刊几位关键人物再聚首。左起：李明华、胡德平、陈东升、王一鸣、贺绍甲）
改革之初，武汉成为思想活跃的地方，这功劳首推刘道玉、朱九思、章开沅的思想开明的教育家们，他们当时分别掌舵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和华中师大，培养了大批青年才俊；其次，在市长吴官正等地方领导影响下，武汉经济改革也走在前列，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比如第一个建立技术市场，第一个放开农产品价格，第一个聘请“洋”厂长，第一个建立兼并市场等等。总之那个时候的武汉，不同于现在，是个朝气蓬勃、人才济济的地方，是改革开放和思想启蒙的重镇，《青年论坛》就是在这种氛围内产生的。
提到《青年论坛》，首先必须说的是胡德平同志，是他成就了《青年论坛》的顺利创刊以及历史影响力。1984年，胡德平出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6月12日他受邀出席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民营企业“黄鹤书刊发行社”改革经验座谈会，湖北省社科院的两位青年李明华、王一鸣（二人均系武汉大学毕业的“新三届”）也恰好参会，他们鼓起勇气向这位“大人物”传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德平同志：我们是社会科学院的一群年轻人，我们正在筹备创办一个青年学术刊物，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胡德平现场没有做回应，而是会后先向他的北大同学、时任湖北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李步楼了解了情况，几日后正式约李明华、王一鸣一起讨论了办刊的思路，胡德平说，《青年论坛》不仅要关心经济改革，还可以谈谈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思想启蒙亟需突破的问题。对于《青年论坛》杂志社的性质，大家定位为挂靠在湖北社科院下完全自收自支的单位，不占用公家财政编制，不靠向国家伸手要拨款，完全靠征订发行自食其力。
（《青年论坛》编辑部仅有10平方米，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是不影响青年编辑们心怀天下）
所以，《青年论坛》的产生，既有可以说是改革历史大潮下的必然产物，也有偶然因素，它完全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胡德平与几个有改革理想的青年人因偶然走到一起，并给予他们支援帮助。大家进行这份事业，完全处于推动中国变得更美好这个赤诚的愿望，而没有半点私利，更不存在什么经济利益上的私心杂念（后来《青年论坛》停刊整顿时，有关部门曾经对财务进行严格审计，但是没有发现一分一厘的贪腐行为）。
有了胡德平同志的支持，《青年论坛》创刊一路下来很顺利。省委书记关广富特意批示：“看来改革之风已经吹进社科大院……改革者的呼声对我们太重要了”。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也给予大力支持，不仅协助解决了刊号问题，还特批5万元作为创刊启动资金。
（上图: 《青年论坛》创刊号目录，下图：胡德平与湖北省委秘书长吕乃强出席《青年论坛》创刊座谈会）
1984年11月，《青年论坛》正式问世，35岁的李明华担任总编辑，22岁的王一鸣担任社长，编委会成员平均年龄不足28岁，这是一支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队伍。李泽厚为创刊号撰写了卷首语，当然最重要是的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文。
胡德平首先分析了当下“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他说“对自由，或是噤若寒蝉不敢问津；或是嗫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画等号”。接着指出自由乃人类天生之权利，并与当下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指出：“自由始终是和劳动、人类的基本实践紧密相关的”，“我们关注自由，就是关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劳动力，也就是关心社会生产力”。
胡德平同志进一步呼吁：“既然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极大地关注自由”，“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个避讳的字眼”。（胡德平同志的观点与今天人们所谓的“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完全一致，对于我们谈如何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有启示意义，只有打破权力和制度的不必要束缚，才能真正打破“经济增长天花板”）
1983年来接连进行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令思想界倍感压力，胡德平此文一出既可谓“石破天惊”，又大快人心，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文摘》、《长江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纷纷转载，此文成为80年代思想史中一篇具有里程碑式的文章。
（1985年2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为自由鸣炮》）
不过，此文也令一些人非常不快。据胡德平的回忆，父亲胡耀邦看到此文后，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事没有完"！果不其然，时隔不久，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XXX向胡德平表示：“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邓朴方得悉后对该书记说：“X叔叔，我是残疾人，讲一点人道主义总应该可以吧!”
《青年论坛》创刊赢得头彩，迅速吸引了年轻才俊们的目光，周国平、周其仁、冯仑、邓晓芒、易中天、赵林、夏勇、李延明、陈晋、伍晓鹰、甘阳、郭树清、曹远征、杨念群、梁治平、毛振华、朱嘉明、冯天瑜等当时最优秀的青年学者纷纷给刊物投稿，就连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等海外学者也邮寄来他们的最新著作。
（李泽厚与《青年论坛》社长王一鸣等人）
根据笔者所收藏的《青年论坛》全部刊物，它所关注的话题，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是关于经济、政策改革政策的讨论。有冯仑、盛斌、周为民《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曹远征的《经济运行失控意味着什么》，周其仁的《农村变革和理论经济学研究》，袁璋的《我国经济社会系统运行机制故障之分析及解决途径》，陈东升的《关于发展建设经济学的几点浅见》，郭树清的《从苏联东欧价格体制的比较研究看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宪的《国家资本主义新议》；以及夏勇的《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了解权问题及其联想与反思》，苏一宁的《中国封建官制批判》等等。此外，1986年9月号的《青年论坛》发表了“政治体制改革笔谈”专题，收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和中国法学会郭道晖的专稿。
第二类是关于“自由”、人的解放等核心价值的讨论。文章除了《为自由鸣炮》外，还有于可训的《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沈大德、许苏民的《自由的命运及其他》，陈恒六的《为学术自由呼号》，王增浦的《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闵琦的《出版自由与马克思》；以及许苏民的《人的现代化》，沈晓冰的《现代人的观念》，唐坤的《也为人道主义辩护》，赵林的《现代人生观的多元化的相对化倾向》等等。
第三类是关于中国文化和哲学问题的讨论，对于当时的“文化反思”、哲学革命等思潮。代表性文章有，杜维明的《以开放的心灵迎接“传统”的挑战》，甘阳的《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刘东的《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郭齐勇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勃兴》，周民峰的《试论中西思维发展的两条路径及其趋势》，周国平的《生命的烦恼和创造的欢欣》，杨念群的《打破和谐》，邓晓芒、易中天的《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邓晓芒的《自我意识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述评》，易中天的《艺术起源与审美超越》等。
（《青年论坛》作者座谈会，左一为易中天）
我们可以看出，《青年论坛》并不是泛泛谈价值口号，做针砭时弊的“反对党”，而是一本有思想厚度，认真严肃讨论中国现代化中核心问题，提出建设性见解的思想性刊物。还值得一说的是，上述作者发文时很多人都不满30岁，比如毛振华22岁，杨念群23岁，冯仑、陈晋26岁，陈东升27岁，郭树清28岁，《青年论坛》无疑他们成长的重要见证。
也正因为《青年论坛》办刊的优秀表现，很多重要人物都给予支持肯定。于光远、黎澍、董辅礽等发来热情洋溢的寄语；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也被聘为刊物顾问，章开沅曾还曾经自豪地对美国客人讲：“你们要了解中国年轻一代在思考什么，可以读一读《青年论坛》”。
李铁映、朱厚泽、吴官正、李源潮等高级干部也对刊物表达重视和鼓励，尤其是新任中宣部长朱厚泽1986年5月22日来武汉视察的时候，特意参加了《青年论坛》主持举办的“武汉地区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朱厚泽在座谈会上说，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早就证明行不通，我们要全面探索现代化道路，改革时不我待，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我赞成你们把刊物当成一件严肃的事去办，知识分子应该形成一个独立阶层，去监督批评政府。
（上图，李铁映同志致《青年论坛》的寄语；下图，吴官正同志在阅读《青年论坛》杂志）
朱厚泽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领导干部要听得别人的批评，你们办刊物，也要敢于肯定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别人不对，你们可反对，但尽量做到严谨，有些议论要立足于听，不要立足于跳，不要随便扣自由化的帽子，也不要随便扣僵化的帽子，大家要互相补充、互相交流，不要引起一些对抗，否则将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座谈会大家发言热烈，一直到午夜零点过后才散会。
到1986年办刊进入第三个年头（实质距离1984年底创刊仅一年有余），《青年论坛》每月开印量突破4万册（几乎全部为个人自费订阅），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思想类刊物之一。这时候，杂志社还设立了北京等地设立了记者站。在外经贸部工作的陈东升担任北京记者站站长，记者站成员还有高伐林、曹远征、季思聪、远志明等，不过这些记者站成员并不是杂志社正式职工，而都是怀着改革梦想，义务为刊物服务的志愿者。
即便多年以后，陈东升成为世界闻名的企业家，他对这段经历仍然非常珍视，回忆道：“我每天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中央党校等单位之间采访，经常是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到宿舍。这份兼职工作连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很累，但我却总是乐呵呵的。这些工作都是业余做，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完全无私地工作和奉献，就觉得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就好”。
（《青年论坛》主要工作人员，左起：王麓怡、周晓佑、陈兵力、王绍培、李明华、陈东升、喻承祥、王一鸣、刘有源、贺绍甲）
不过，正在刊物茁壮成长的时候，《青年论坛》在1987年初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停刊整顿”，并且一整顿就是遥遥无期，等于是被永久停刊，像它所从事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样夭折了。不过《青年论坛》所探讨的话题，今天看起来仍不过时，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这四十年仍未解决的现代化未竟命题，今天重读《青年论坛》的文章，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青年论坛》短暂存在的历史，也充分展现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担当、使命感、思想深度。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青年论坛》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改革实践，追求精神自由，自觉进行理论创新”的最生动写照之一；他们亦体现了梁任公所云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今天的我辈青年所处历史环境虽然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是彼时青年人所具有的精神价值我们了解和传承。 （特别鸣谢《青年论坛》创刊社长王一鸣先生提供的各种资料）
参考文献：
钱理群：《民间学术团体的涌现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台北大学学报第30期，2021年9月号
钱理群：“以改革为体，以自由为魂”：《青年论坛》与八十年代
李明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忆
徐友渔等：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等的通信
高伐林：《青年论坛》鸣谢团中央始末
王一鸣：胡耀邦与《青年论坛》二三事
贺绍甲：《青年论坛》——我记忆中的点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