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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手印是被人强行拉着手按上去的。”
1992年，河南农民胥敬祥因一件绿色毛背心，被指控抢劫、盗窃。法庭上，他鸣冤叫屈，却仍被定罪判刑。
直到2005年，入狱长达13年后，他才沉冤昭雪，并在距离服刑期满只剩15天时被无罪释放。这也是河南首例检察院无罪抗诉案。
那么，胥敬祥究竟是如何翻案的？从有罪到无罪，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
01始于冤案
1993年7月，河南周口鹿邑县公安局的老刑警李传贵，因为一封举报信被停职查办。
信中称，李传贵在工作过程中以权谋私，故意抽调一起抢劫案的案情资料，有藏匿犯罪证据的嫌疑。
对此，李传贵只觉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而事实也证明，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可当时，他却百口莫辩。
一番所谓的侦查后，县检察院便批准逮捕李传贵，后于当年11月，以涉嫌徇私舞弊罪对其提起了公诉。
不过立案调查后，鹿邑县法院认为检察院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所以宣判李传贵无罪。
但检察院这边却不服判决，并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随后，这起案件就交由了周口市中级院进行终审。
1995年8月，周口中院同样以指控没有真凭实据，维持了原判。
事出必有因。既然李传贵无罪，为何还会遭遇这一冤诉？
他本人觉得，是因为自己承接了胥敬祥一案。这还要从1991年的一起连环抢劫案说起！
这年春节过后，鹿邑县杨湖口乡接连发生了十多起入室抢劫案。
在那个年代，破案还无法依靠监控或者DNA比对技术，再加上歹徒均趁深夜蒙面作案，受害者提供的线索也十分模糊，没有价值。
所以，当地警方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侦查一年之久，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一件绿色毛背心的出现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1992年3月，一村民偶然间发现，本乡阎胥庄村民胥敬祥身上穿的一件毛背心，正是受害者家中被抢走的一件物品。
随之，警方就接到了举报，并于4月1日，刑事拘留了胥敬祥。
一开始，胥敬祥坚称自己没有抢劫，因为案发时，他人在外地打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
并且那件毛背心也是他出门前，在赶集时觉得合眼缘花钱买的，同村的胥祖国就是人证。
但县公安局并没有求证甚至是听取胥敬祥陈述的这些情况，反而对其采取了刑讯逼供。
据胥敬祥说，被抓的第二天晚上，公安局的人把他绑起来，先是用棍子狠打他的脚踝。
后又穿着皮鞋在他的脚踝处，来回踩、拧，疼得他直接昏死过去。
除了打耳光，还有各种残忍的方式，比如，用螺丝刀打他的头，将烧化的塑料布滴在他身上，让他喝肥皂水等。
时至今日，胥敬祥身上还可见这些酷刑留下的痕迹，脚踝严重变形、额头上还有伤疤。
“你再不承认，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说你是畏罪潜逃被打死的。”县刑警队当时还对胥敬祥说了这样一句话。
02无妄之灾
在这种高压逼供下，不堪折磨的胥敬祥只能改口认罪。
县刑警队顺理成章拿到了一份“口供”，并拉着胥敬祥的手，在上面按了手印。
在这份所谓的口供上，胥敬祥“供述”了伙同梁小龙等人，先后8次入室抢劫的全部犯罪经过。
12天后，也就是4月13日，鹿邑县公安局在获得县检察院的批准后，正式逮捕了胥敬祥。
随后，案件移交给了县公安局预审大队，进行深入的调查处理，包括对嫌疑人的详细询问、核实其口供的真实性，以及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正是前文中提到的刑警李传贵。他在审阅相关证据资料时，却发现疑点重重。
并且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胥敬祥更是直呼冤枉，否认其曾参与抢劫，还声称被刑讯逼供了。
到了11月，李传贵更加觉得事有蹊跷。
因为此时，县公安局在山东抓获了梁小龙，但他矢口否认抢劫，还称不认识胥敬祥。这与上述“口供”严重不符。
所以，李传贵认为，现有证据无法给胥敬祥定罪，抢劫事实还需进一步查证。这也就意味着此案暂时无法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
“我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上级领导，并在案卷附上了说明。”李传贵回忆道。
与此同时，胥敬祥也有了一丝希望，对结果翘首以盼。
但谁都没想到，案子不但迟迟没有处理，李传贵还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被人举报徇私舞弊。
李传贵这边惹上一身官司，自顾不暇的同时，胥敬祥案却有了新的动向。
期间，县公安局硬是将胥敬祥案移送检察院起诉，但县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先后5次退回，要求补充侦查。
直到96年后半年，此案经县检察院移送周口市检查院，也同样遭到了退回补充侦查。
从1992年4月1日，到1996年，案件始终没能起诉，胥敬祥则在监狱中蹲了近5年。
最后，在周口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此案降格处理，下放给鹿邑县检察院起诉，并由鹿邑县法院审理。
1996年12月，明知抢劫事实不清，县检察院还是对胥敬祥提起了公诉。
收到起诉书的那刻，胥敬祥感觉天都塌了，但为了洗清冤屈，他还是决定振作起来。
1997年正月初一这天，世人都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而铁窗内的胥敬祥，却含泪写下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自诉答辩。
在县法院开庭审理当日，他拿出这封血泪交织的答辩状，当庭喊冤。
“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手印是被人强行拉着手按上去的。”
但席上的人，似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冤枉人。胥敬祥自然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公道。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莫向人心问公道，公道不在人心。
1997年3月7日，鹿邑县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以抢劫罪和盗窃罪为由，判处了胥敬祥16年有期徒刑。
03沉冤昭雪
判决书下达后，胥敬祥心如死灰，没有上诉。不久后，他被送进了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
此后，他想方设法继续申诉，但有关领导却要求他，只能在周口市范围内申诉。显而易见，有人不想让胥敬祥翻案。
直到1997年冬，申诉无门的胥敬祥终于迎来了一个翻案的契机。
当时，已经被周口市中级法院宣判无罪的李传贵，时隔两年后，又被市检察院指控在胥敬祥案中涉嫌徇私舞弊。
所以，李传贵案以及胥敬祥案的有关卷宗资料，就全部被调到了省检察院进行审查。
作为承办人，省检察官蒋汉生审查案卷后，发现李传贵并没有违法行为，反倒是与其相关的胥敬祥案存在重大纰漏。
在详细查阅案卷、反复梳理证据资料后，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胥敬祥案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
在那8起入室抢劫案中，犯罪同伙、凶器以及赃物都没有确认，而且受害者的陈述与胥敬祥的供述也没有进行相互印证。
以及那件绿色毛背心，胥敬祥曾多次申辩是购买所得，人证是胥祖国，但办案人员并未取证，直接将背心作为了定罪的关键证据。
还有，经笔迹鉴定，当年的那些讯问笔录中的签名，并非胥敬祥亲笔所写。
另外，夹在案卷中的那封自诉答辩，更是让蒋汉生印象深刻，同时也提醒着他作为检察官的职责。
自此，蒋汉生走上了艰难的纠正错案之路。
在监狱里，蒙冤的胥敬祥看到蒋汉生的到来，双膝跪地，向他哭诉着自己的冤情，希望其能帮自己讨回公道。
而蒋汉生也确实做到了。从1998年到2001年，他们一行人辗转河南、山东和山西多地，收集证据。
其中，在山西，蒋汉生找到了胥祖国，他证明了当年胥敬祥购买背心一事。
2001年5月，周口市检察院在省检察院的指令下，就胥敬祥一案向周口中院提起了无罪抗诉。
同年11月7日，周口中院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鹿邑县法院重新审理。
但县法院依旧维持原判。不同往昔，蒋汉生以及省检察院的介入，让胥敬祥有了底气，他提起了上诉。
可谁料，周口中院又维持了原判，并把球踢给了检察机关。
2003年，省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了抗诉。两年后，省高院宣判，胥敬祥无罪。
经过7年之久的抗争，2005年3月15日，在省检察院的督促下，鹿邑县检察院向胥敬祥宣读了撤销起诉的决定书。
同一天，44岁的胥敬祥被无罪释放，被关押13年之久的他，终于迈出了监狱。
在狱中，由于表现良好，他获得了减刑。而出狱那天，距离他服刑期满只剩下15天。
同年6月，胥敬祥以错捕错判为由，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并经过4年半的苦盼，于2009年拿到了约52.9万元的赔偿款。
可这些钱，却换不回他错失的人生和亲情。
他入狱后，父亲因不堪打击离开人世，随之母亲也撒手人寰，妻子与其离婚，儿女也对他感情冷淡。
曾经温暖幸福的一家，却因冤案变得残缺不全。即使他卸下了镣铐，但难以从思想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结语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句话虽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不易。
可如果司法工作者都不能服从事实和法律，那还何来公正之说？
惩罚犯罪行为与保障无辜者权益，是同等重要的，不可背离任何一项。
参考资料： 1.法制日报《胥敬祥：冤狱13年有罪变无罪》 2.中国青年报《从判刑16年到无罪释放 胥敬祥：“我这13年的噩梦生涯”》 3.正义网《人物专访：河南胥敬祥案主诉检察官蒋汉生》 4.正义网《对话胥敬祥:“这52万元国家赔偿并不属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