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还未出生，还未毕业的我，就常带着孕期的老婆在珠三角晃荡，当时处于疫情时期，出趟门极不方便。但是我还是决定要上路。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带着简单的衣服，再带几本常读的书，像是波拉尼奥的短篇集。我没带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个被一口气写完的作品，在我的意识里，凯鲁亚克和村上龙都属于那种彻底把自己放逐，陷入迷狂的写作者。而读他们的东西，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你自己把自己给放逐了。而我暂时不打算这样做。
那段时候，我总预感会有什么大事发生。而我的每次出行，似乎都是为了在大事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找个理由不在家里。这也可能是一种逃避，但是我反正就要远行。
可能跟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有关，十八岁我上大学之前，我都没离开过我生活的那个小镇。我对世界的认知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书籍，像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但是那些毕竟是十九世纪的世界，还是国外发生的事。准确的讲，当时的我对于中国当下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
这是让我忍不住想要到处行走的最为原始的动力，越是感到压抑，就越想要向外走。正如同八十年代那批知识分子，在阅读这块就非常如饥似渴，因为他们年轻时候，是没有条件读这么多的外国书的，就算是偶尔能读一下，也会被人举报并遭到惩罚。
可能是我人生的初期阶段太安土重迁了，所以我特别想要走出去。这未必是指移民，因为国内很多地方，老实说都没去过，我也并不知道当地人的思考习惯和审美习惯。我们太沉浸于一个大的“国家”式的讲述习惯中了，这让很多表达都显得粗鄙且苍白。
昨天晚上在和老婆孩子出行的时候，与一位开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上来便是，知道么，现在电动车，最牛逼的，就是比亚迪了。我问他，特斯拉怎么样？他摇摇头说，比比亚迪差远了，只有崇洋媚外的人才觉得那个好，特斯拉还有监听功能。
我一下子就感到乏味之极，我并不想去与他去争辩很多观念，我还担心他是个二极管和容易冲动的民族主义者。我想，他的很多认知也都是从网上来的，是一些二手，三手，五六七八手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崇洋媚外”的道德指挥棒下，显得空洞的像水里的虫子。
我好奇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也会这样想。我期待看到，听到更多的第一手的经验。像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的，他们如何解决自己的花销支出，如果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
观念上的平面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最为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失去了对远方的兴趣，失去了一种生命本能的好奇心。或者说的更具体点，就是失去了理想主义。
高晓松给许巍写过一个歌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诗和远方就是阅历，再进一步，其实就是走入陌生，然后从一个异乡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乡，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个才是阅读和出行的最大的意义。
很多移民到国外的人，其实并不幸福，起码并没有他们想象的，仿佛来到了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想本质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做充分的反思，他们到了远方，但是其实还是过去那个人，那个小市民的、不讲规则、缺乏公德心和正义感，并且喜欢占小便宜的人，他们并没有改变。
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小伙骑行13天从太原到拉萨，一共是3998公里。到了目的地之后，嚎啕大哭，因为他没有目标了。
但我觉得他的旅行还是有意义的，意义正是在于发现了他其实是没有目标的。只是察觉到这一点，需要他首先抵达一个目标。
女儿出生之后，我更是常带她外出，尽管她还不会说话，在我看来，她有点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走出去。
好奇欧洲的每一条河是必要的，到世界上最远的地方也是必要的，如果我有足够的经费，我会带她去趟南极。直到她可以自己一个人远行，而我也将走向另一个地方。
“叫虱”公号的号主此刻正沉迷于全国各地的自驾，他辞去了大学的教职，放弃了大家心心念念的铁饭碗编制，孑然一身。我想，他的出行不只是想要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简单。身为一个读书人，他所到之处，一定带着他在年轻时候阅读的痕迹，他要亲自到现场，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他以为的那个样子。这事本质上，跟“朝圣”并没什么关系，而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阅读和出行，依然我能找到的仅有的可以维持理想主义信念，让自己可以保持干净，不沉浸于世俗生活的重复，以及抽象的国家想象的途径。
2017年，朴树发行的《猎户星座》专辑，我听到Young>的开头四句，“所有曾疯狂过的都挂了/所有牛逼过的都颓了/所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全都变沉默了”，泪流满面。每年的B站毕业歌会，都会邀请朴树。而朴树告别的东西，和毕业生告别的东西，其实是两回事。但是，每一代人，也都会捡起属于自己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如同牛顿在沙滩看到了那一只只贝壳。
但是这需要你上路，不需要太多的准备，而是直接上路，只有在路上，才能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然后看到很多你之前意料不到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