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是过去的年轻人，时代的需求在转换
为什么武康大楼能成为网红打卡地，有些地标建筑却不能？
为什么有的场所能激发活力、吸引流量，有的却让人不愿停留？
文化发展如何为城市焕新带来更大动力？
6月29日，第80届解放日报文化讲坛暨第27期SEA-Hi!论坛在上海设计中心南馆举行。常青、徐锦江、吴越、梁永安、王翀等5位嘉宾精彩共论“文化赋能，城市焕新”这一主题。
要“光辉城市”，也要“落脚城市”
“城市更新有几种类型，我总结为‘留’‘改’‘拆’‘拼’。‘留’‘改’‘拆’是公共政策、是原则，而‘拼’是我加上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说。本次活动上，他重点讲述了“适应性再生”这一城市更新策略。
常青解释，“拼”有几种，比如把老建筑和新建筑拼合成新旧共生的新场景。还比如社会业态的拼贴，满足了老百姓不同的需求。这里的“拼”可以理解为“共生”，新旧共生，合而不同。
一代建筑师有一代的使命。常青提到，巴黎的老城概貌源自19世纪的“奥斯曼计划”，至今，大部分房子还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大多超过100年，上海外滩的老大楼也是如此。
“作为建筑师，我们必须把它们留下来。但历史环境中的地标建筑，不仅是观览对象，它们还需要适应性再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驱动力。”
“现在有个词汇叫‘含轻量’，‘轻’是年轻人的轻。网红打卡地实际上是年轻人发明的。”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上海文化》杂志社社长徐锦江说。
为什么有些地方会成为网红打卡地？网红打卡地有哪些共性？通过图表、数据，他对这一现象进行细致分析。
比如，网红打卡地经常发生在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集中的地方；发生在文化活动频繁、多元、丰富的地区，时尚潮流之地；发生在小尺度、高密度、功能混合的街区等。
徐锦江总结，这些网红打卡地，一般街道宽度在15-25米之间，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人。车道较窄，车速较慢，适宜漫步。街道和建筑物的宽高比为1：1或1：2。因为建筑过高可能造成压抑感，街道过宽又会造成一种疏远感。100米之内可能有15-20家店铺，由此提供较好的逛街氛围。
徐锦江还以愚园路为具体案例，生动阐释了城市发展从形体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向。
他提醒，城市空间生产要考虑景观，也要考虑社区；要考虑观光游客打卡，也要保护居民生活空间；要“光辉城市”，也要“落脚城市”；要“记得住乡愁”，也要“找得到未来”。
时代变化，终不离人的需求
“魔都的魅力，依我之见在于人文、人流、人际和人情。”路威酩轩集团（LVMH）大中华区总裁、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吴越，发表了题为《关于“人”与城市的温度》的演讲。
如今大家都在拥抱“新国潮”，吴越认为，上海开创了百年“国潮”之先河。1917—1935年之间，四大百货公司示范了集聚化的中国高端零售。1937年，李康年开创中国国货公司，推出“414”优质毛巾。
“希望我们后辈不辜负他那‘试一试’的奋发图强。”吴越说，当今的“新国潮”，其实是在前人肩膀之上的再接再厉，是在发扬光大一直以来不断积累和蕴藏着的“集体基因”。
都市充满活力，但离不开人流，关乎的是人们想“约到哪里去”。他描述了三十年一瞬间的城市零售更新迭代。从百年前起步的外滩南京东路商业街，到现在的前滩太古里综合体，零售布局的逻辑其实没有变——需求供给相“吻合”，找到“对口”的人群。
城市扩大布局，但离不开人际。时代升华需求，但还是离不开人情。
“人，作为城市的使用者、塑造者，每天都在定义城市。”Hassell国际设计咨询公司上海董事负责人、全球合伙人王翀从自身成长经历说起，分享了题为《文化焕活——城市空间中的在地之美》的演讲。
为什么有些空间能够吸引流量，让人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促进经济和文化的活动，有些空间却不具备这样的性质？
在徐汇滨江，有人吃午餐，有人遛狗，有人晒太阳。优秀的空间场所可以把人的需求、生态要素、生活要素、经济要素多方面整合在一起，挖掘在地之美，创造更大的价值。
王翀具体分析了几个项目。比如上海吉宝静安中心PAC，外墙大面积使用红砖，设计团队测试了100多种不同尺度、不同组合的拼接方式，与宜兴的红砖老厂共同对老工艺进行革新和创新。在塑造更新城市空间的过程中，对产业和技术也有所推进和创新。这就是“在地之美”。
“今天我们活在文明的‘三明治’里。”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从人的价值角度对城市文化空间建设发表了观点。
他由几个普通人的小故事入手，描绘了从改革开放至今，一代代人如何由农村流向城市，构筑起城市化、现代化的洪流，个体的价值观背后是国家建设发展的缩影。
在文化学的意义上，城市是不同文化聚集、成长、交流、共创的场所。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是过去的年轻人，时代的需求在转换。
他举例，在网购时代，只为买书，不必跑到书店。书店的优势在于，人和人之间能互相看见。看见有什么意义呢？假设一个书店的旅行专柜附近，可以提供陌生人彼此邂逅、交流的空间，每个人愿意分享各自不同的旅行经验，那么不同地域的文化就在这方小天地中流动、汇聚，激发创新。
梁永安认为，中国人已经从上一代人同质化的物质需求，转向年轻人多元的、个体的、差异化的精神需求。这是最大的生机勃勃，它激活个体，激活创意。城市作为汹涌澎湃的文化汇聚地，应该具备回应的能力，回应时代的新需求、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