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统治北平期间，怪事频出。谁能想到，一个堂堂的北平市市长，竟然让一帮掏大粪的给拿捏住了。
事情的缘由得从袁良说起。袁良是浙江杭县人，也就是今天的余杭县一带。其少年得志，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后回国投身政务。
北洋政府时期，袁良出任国务院参事，职务上更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兼任秘书长，可谓位高权重。
1928年，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进行第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胜利，从此北洋军阀覆灭。
此后，国民党的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率领奉系部队退出关外。紧接着，张学良在沈阳宣布东三省易帜，升起了象征国民党统治的青天白日旗。由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实现了全部统一。
北平城易主，国民党上台执政，曾是北洋政府高官的袁成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幸亏袁成与章士钊相识已久，章也对袁成颇有赏识爱才之意。于是章士钊调动自己的关系，通过老熟识吴忠信帮袁成找到了门路。
1929年10月14日，袁成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上海耕耘几年后，于1933年6月被调任升迁为北平市长，可以说实现了“外官”到“京官”的跨越。
当然，袁良之所以能够从上海衣锦还乡回到北平，跟蒋介石还是有些关系。首先蒋与袁都是浙江人，有“浙省乡情”的因素在里面。其次，袁成在任职上海公安局期间，确实也做出了一定的政绩。这一点让蒋介石十分欣赏，认为袁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以担负大任，独当一面。第三，北平的情况也十分复杂，虽然说国民革命军已占领北平城，但是实际控制权却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宋哲元部之下。
此时的北平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接的关键时点，袁良原来曾在北平旧政府中任职，现在又投身到新政权下，是一个中央化了的北洋旧吏，和各方面的势力都有点“旧交新谊”。
但是袁良和各方势力的关系都不是很深，也没有说是哪一方势力的代言人。这样一个四平八稳、色彩不鲜明的人出任北平市长，对各方面来说都可以接受，也没有太大利益的损失和纠纷。如此一来，袁良的任职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军人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
重归北平任职，对于袁良来说更是一件喜事。
北洋政府期间，外人看起来袁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实际上他心中有苦楚。因为只有虚名，没有实际的重要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其他。
现在成了北平市长，袁成心里的想法又活络了起来，踌躇满志的感觉“蹭一下”就回来了，接下来就想在这个职位上放开一搏，大展宏图，干出一些实际成绩来。
因此，袁成一就位，就在全市会议上提出“刷新政治、兴办实业、发展文化，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目标，并且要“推行市政改革，铲除积弊恶俗”。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袁成还是很有战略目光的。在职期间，他下拨经费对北平城里很多的重要文物进行恢复修缮，并且做了一个利用北平城里的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的大规划，手笔不可谓不大。
热爱文化事业的袁良还主持编纂了《故都文物略》，里面的很多资料都是选了又选，验证了又验证，才最终成型定书，真实反映了30年代北平文物遗留、发掘、保护、开发的现状，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参考研究资料。
但袁良种种举动的目的是“留名”，可以说在外界看来是达到了，舆论对他的评价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有好事，也就有糗事。曾是清朝、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三朝元老的袁良竟然跟“掏大粪的”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说真是“奇遇”。
北平城里一直就有粪霸划分势力范围的旧俗，有人也把这种势力范围称之为“粪道”。普通老百姓提起一个“粪”字，都觉得恶心，更不可能想到围绕“粪”还有“势力划分”一说。
其实，粪道都是靠硬胳膊硬腿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老一辈打了一片，新一辈接上，是靠家族流血得来的私有财产。因此上一辈传这一辈，这一辈传下一辈，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就这么传承下去。
粪霸们可以在自己打拼出来的势力范围内随意实行“粪政”，主要的手段就是“涨坑讨赏”。每到炎炎夏日，温度高的时候，粪霸们就故意不及时清理“茅房”坑内的粪便，结果就导致“粪便满坑，臭气熏天”。
到了这个时候，居住周围的用厕之人没有办法，只好各自凑出一些钱财来交给粪霸们，以此来“破财消臭”，满足正常上厕所的需求。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粪霸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要争夺地盘，所以他们之间的械斗经常发生，有的时候还闹得挺大。
清朝那时就有“粪霸”，北洋政府期间更是延续了下来。清朝和北洋政府的治安机关对粪霸们械斗的处理方式是听之任之。
一般的流程是：械斗发生前不主动制止，发生的过程中不主动镇压，结束后主动出击逮捕凶犯，验明伤亡，然后草草地就把械斗结案了事。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变相地默认械斗的结果。后来国民政府上台后，北平市公安局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也是按照旧例执行。
这会袁良担任北平市长，其改革市政铲除积弊的主要动作之一就是北平市区的粪厂由市卫生局统一接管。这样的措施等于砸了粪霸们的铁饭碗，拆了他们的铁交椅，并从根上断绝了他们几百年好不容易打出来的世袭领地权益。
俗语说“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在这种情况下，粪霸们被逼无奈只好铤而走险，奋身反抗。他们胁迫掏粪工人举行大罢工，从西城闹到东城，从北城乱到南城，使得整个北平城区内的厕所粪满为患。
闻听罢工消息的袁良，勃然大怒，严令北平城内各区警察署出动，抓获并严惩闹事的粪霸，并将违法乱纪的人员解押回原籍处理。
可以说，袁良的这项治理措施真要实际执行下去，根本就不会有粪霸闹事的存在。可偏偏这件事存在“警察署”这一个漏洞。
民国政府的北平市公安局是原来北洋时代京师警察厅的旧班底。
袁良刚来北平市上任的时候，这些旧的警察们特别感到亲切。因为虽然他们现在捧上了民国政府的饭碗，但是人还是原来那一帮人，袁成也是北洋政府的老人，会对他们进行照顾的。
可没想到的是，袁成已经彻底变成了民国政府的人。上任后首先就对北平市公安局内的北洋旧警举起了刀。
为什么专门针对北洋旧警改革？这里面是有说法的。北平市政府的下属各个分局和部门，都是在1928年由国民党组建而成的，跟南京城里的国民政府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袁良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但是对国民党内部来说，他仍然是个“外人”。
袁良一个“外人”来改革“有关系”的分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
北平市公安局虽然是个大局，但下属的警官大多是“没爹没娘的孩子”，拿他们开刀，改革的阻力会小很多，而且还容易出成效。
但是袁良想得过于简单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虽然国民政府已管理北平城好几年了，但是北洋时代京师警察厅的旧警团伙仍然大量存在于各个警察署中，并以“地头蛇”自居。
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袁良也不是真正的强龙，所以凭什么与他们这些地头蛇相斗。于是他们暗中联合起来，决定给袁良一点颜色看看，让这位市长明白，谁才是北平城里的主宰。
联盟一旦达成，再好的政令也无法实际执行下去。各区警署对于袁良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实际上只是虚张声势，不办实事。
他们只是把布告张贴在粪厂的大门口，措词十分严厉，但不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有时候装装样子，胡乱抓几个不听话的掏粪工人押解出北平城，本应遣回原籍，可出城就把人给放了。还不忘了给市政府上一份报告，说“不法粪棍均已押解回原籍”。
看到警署的这番骚操作，粪霸们更加有恃无恐，嚣张气焰与日俱增。
袁良命令各区的警署保护卫生局的办事人员去开展工作，尽快接管各地的粪厂，恢复正常的掏粪工作。当办事人员在警察的保护之下进入粪厂宣布接管，并勒令工人复工时，有的被客客气气地顶了回来，有的被大粪叉子给赶了出来，场面极其狼狈。
而且在办事人员与粪工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在场负责保护的警察仿佛看热闹的闲人一样，若无其事地袖手旁观。
久拖未决之下，粪霸们开始了对袁良新政的反攻。他们暗地里联络各区的掏粪工人，让他们背着大粪桶到北平市府门前聚集在一起，举行静坐请愿。
这样一来，弄得府右街一带不但交通中断，而且臭气冲天。袁良下令警察出动，强行将示威的粪工进行驱散，可得到的回复却是：“二尺半长的警棍敌不过五尺半的大粪勺子”。
不要小瞧了这些旧警官佐的能力，他们一计接着一计。此时各种小报站了出来，为粪工们鸣不平，纷纷指责袁良好大喜功、有失偏颇、只为私心。这时的舆论导向对袁良十分不利。
小报上甚至出现了“上告袁市长之公开信”，声称北平市内厕所已粪满为患，臭气熏天，群蝇争腐，诚恐大疫将兴，逼迫袁良收回此前颁布的命令。
气恼的袁良本想调动军队进城驱散粪工，强行接管粪厂。可此时一名他的门客劝说到：“现在即使下令开枪把这些示威的粪工驱散走，但是他们留在这里的几千个倒地的大粪桶谁来收拾。不如暂时缓和一下，让他们自己走掉，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以防给南京城那边留下把柄”，并说：“还是好鞋不踩臭狗屎为上策，不要以一时之愤，因小失大......”
闻听此言，袁良瞬间冷静了下来。权衡了利弊后，只好出面向示威的粪工宣布收回原来的命令，维持原状。
一位堂堂的北平市长，又兼北平地方保安部队最高长官，可谓宦海浮沉，久经风雨，竟然栽到了掏大粪的手里，虽有些不可思议，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也在情理之中。也由此可见，改革的难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