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开始注意到西史辨伪了。
一、胡锡进先生的态度值得学习
近日，胡锡进先生也开始谈“西方伪史论”即西史辨伪，而且一开篇边说：
“西方伪史论”不是不能谈，更何况最早提出这种质疑的是西方人自己，而且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
意思很明确：堵住别人的嘴，不让别人揭露西方伪史，显然是不对的。
接下来，胡先生说：
老胡之前看过一些“西方伪史论”的论述，尤其是认为亚里士多德流传下300万字的著作不可信，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羊皮纸和莎草纸供他用，我觉得有些道理。
胡先生认为，他“之前看过一些“西方伪史论”的论述”，是“有些道理”，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反智”。
胡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谓语重心长，十分温和地提醒着大家。
胡先生的态度，十分值得某些人学习，值得我等钦佩。
二、关于胡先生担心的几个问题
单从这篇文章看，胡先生似乎对西史辨伪学派的情况了解不多。
胡先生担心道：
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无论是“古埃及伪史论”，还是“古希腊伪史论”“古罗马伪史论”，都在主流学界不占一席之地。
我以为，这不是问题。古今中外，任何新技术、新理论，最初都是在主流学界不占一席之地。例如，今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机，三十年前就不算什么，因为主流社会都是通过看电视、读报刊、打座机电话、手写书信、邮寄明信片互致问候来开展正常生活的，更别提购物了。
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人们靠手机支付搞定一切，而这一点，在西方似乎远未形成主流。中国人，包括所有的专家学者，并没有谁一定要等到西方形成手机支付主流之后，才开始使用手机支付功能。
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国人对西方亦步亦趋的时代，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历史。
胡先生还担心道：
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没有能力做这样的颠覆，即使个别在西方受了教育并有过一段时间工作经历的中国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要证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统统是伪造的，只能由西方学界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努力才有可能得出可信的结果。
胡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西史辨伪学派的人可能对西方了解太少。
如果胡先生点击阅读《》《》后，或许就没有这样的担心了。加入到西史辨伪阵营的人中间，有不少并不是“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而是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西方的学者。我想，以他们集体的力量，还是“有可能得出可信的结果”的。
此外，我以为，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是否生活在西方，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毕竟，中国人早就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现场直播了。
恰恰相反，西方人要想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倒是很难很难。因为大多数时间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很少很少，而这很少很少的西方人中，能够讲出流利汉语的又很少很少；能够讲出流利汉语的西方人中，具备阅读书写能力的同样是很少很少。
胡先生有所不知，西史辨伪学派与国内的“主流学界”有过多次论战，其结果无不是对方主动偃旗息鼓。值得强调的是，“主流学界”除了给西史辨伪学派扣帽子、打棍子之外，拿不出任何有理有据的文章来。这才有了《南方周末》的粉墨登场。
三、关于“去政治化”问题
胡先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
老胡还是主张历史研究应当尽最大可能去政治化。
关于这一点，胡先生一定要失望了。我从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这些年来，对于西史辨伪学派，主流学界的一些人除了泼妇骂街、扣“民科”之类的帽子，还打“学术义和团”的棍子。“学术义和团”一词，是不是地道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而今，《南方周末》之类的媒体，更是直接用上了“反智者”这样的人格侮辱性的词汇，搞起了钓鱼式采访。
原来是“主流学界”在大搞“政治正确”！
第二点，西史辨伪，必然要涉及“政治”，而且是深度涉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例一。在《》中，我提出了“雅典民主大会是真的吗”的问题。据说，雅典城邦每年例行的公民大会有40多次。此外，根据需要，时不时召开临时公民大会。平均每个星期开一次公民大会。但是，雅典公民遍布各个角落，许多地区与雅典城的直线距离，少则二、三十公里，多则四、五十公里，三、四十公里是常态。雅典城邦全是山，平均实际路程至少50公里。雅典人的一切行动全靠不信。假设每次公民大会只开一天，步行50公里山路一般要花2天时间。加上开会一天，往返一次，就得5天时间，如果遇上刮风下雨，就要六、七天了。参加一次会议，大多数雅典公民要花6天时间。除了城邦的公民大会，雅典公民还要参加许多基层民主会议。假设基层民主的时间为50天，一年下来，320天在忙民主，在开会。那么，请问：雅典人还有时间干正事吗？
据说，雅典不停地开公民大会，张三李四王五轮流上台发表演讲，台下的雅典公民听明白后，就排队投票。雅典的民主与法治就这样成了。据说，雅典公民有两三万人。估计每次到会的公民应该在1.5万人左右，加上看热闹的几千老弱妇幼，会议现场不会少于2万人。那么，请问：伯利克里等人的演说，是如何让2万人听清楚的？古希腊就有了扩音器吗？
毫无疑问，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史，是虚构的，不可能存在过。
问题来了：西方“政治学”的基础，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例二。在《》中，我提出了“古希腊人的粮食问题、人口问题”。当今希腊面积13.2万平方公里，人口1081万人（2011年）。但是，在现行西方史中，古希腊的人口数据十分神奇：据希罗多德《历史》推算，希波战争时，希腊人口1916万以上，比当今希腊多77.27%； 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推算，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希腊人口4500万以上，是当今希腊的4.16倍；据现行西方史推算，亚历山大东征时，希腊人口5000万以上，是当今希腊的4.6倍；据西方史专家估算，古希腊人口2800万以上，是当今希腊的2.6倍。
当今世界的总人口数为80亿，而2500年前全球人口才1亿人。也就是说，当今的人口数，是2500年前的80倍。假设全球各地的自然条件、农业技术、医疗技术等是一样的，人口的增长速度是一样的，以此推测：2500年前的“苏格拉底”时代，希腊总人口约为12.5万人，按均匀分布计算，雅典城邦才0.2367万人，即不到2400人、400来户人家。
希腊大地土地稀少、贫瘠，还是一个雨热不同季的地中海气候区，不适合主粮种植。即使以土地肥沃、气候条件优越得多的法国的1600年粮食亩产量来计算古希腊的粮食产量，古希腊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不过30万。
据现行古希腊史，古希腊靠进口粮食为生。那么，希波战争时期，古希腊至少有1886万人靠进口粮食活命；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古希腊至少有4470万人靠进口粮食活命；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古希腊至少有4970万人靠进口粮食活命；按专家估算古希腊人口数，古希腊至少有2770万人靠进口粮食活命。
我们以西方彻底“崛起”、“大师”辈出的公元1789年前后的法国农业水平，来专门为古希腊人供应粮食。那么：
1. 希波战争时期，需要7.5个法国的土地和农业人口（251万平方公里的农田、1.886亿农业人口）专门为古希腊提供粮食。当时，全球人口才1亿，整个地球也不能养活“古希腊”！
2. 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需要17.77个法国的土地和农业人口（595万平方公里的农田、4.47亿农业人口）专门为古希腊提供粮食。当时，全球人口才1亿，可见，4个地球也不能养活“古希腊”！
3. 亚历山大东征时期，需要19.76个法国的土地和农业人口（662万平方公里的农田、4.97亿农业人口）专门为古希腊提供粮食。当时，全球人口才1亿，可见，5个地球才能养活“古希腊”！
4. 按专家估算古希腊人口数，需要11个法国的土地和农业人口（369万平方公里的农田、2.77亿农业人口）专门为古希腊提供粮食。当时，全球人口才1亿，可见，2个地球也没法养活“古希腊”！
（详情参阅点击《》
毫无疑问，古希腊的“经济”史，是虚构的，不可能存在过。
问题来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更确切地说，是西方人的左右手，是相互支撑的关系。
更要命的是，如果古希腊史是伪史，那就要了某些人的命。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西方经济学、西方古典学、西方科技史......更是当今国内“主流学界”的饭碗。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主流学界”的大V也加入进来反对西史辨伪的原因。
因此，胡先生所“相信严肃的学者会与那样的断言保持距离”的局面不会出现，胡先生关于“希望网上的大V也不要为那样的所谓“民族文化自信”推波助澜”的呼吁，不会产生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