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农历正月初四,山东曲阜的一户人家被北洋政府的士兵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山东省省长屈映光更是围着这户宅邸急得团团转,只因院子里的产妇王氏难产,迟迟没有临盆。

而焦急万分的不仅仅是屈映光一人,还有曲阜上下的老百姓,以及远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只因王氏腹中的胎儿不是别人,正是孔子第77代孙、第31代衍圣公,也就是天下读书人口中的“小圣人”。

只不过这位“小圣人”显然不想轻而易举地来到这个世界,尽管门外有着颜、曾、孟三氏的奉祀官已经在场监督多时,尽管曲阜当地年长的老太太都被请来坐镇,但孔府内外只闻王氏的痛苦呻吟,却听不到新生儿的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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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幼年

直到有人将只有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开启的曲阜正南门打开,这位“小圣人”才在一声声啼哭中来到人间,随后,孔府立即令人四处敲锣十三下,曲阜全城上下跟着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礼炮十三响,某种程度上而言,孔子第77代孙的出生,受到了万众的瞩目。

这位出生于民国九年正月初四的“小圣人”便是孔德成,按照从宋朝便沿袭下来的爵位,孔德成一出生便是衍圣公,享受北洋政府的财政补贴,从此开启了其注定与众不同的一生。

孔德成出生第17天的时候,他的生母王氏便因产褥热不幸去世,此后孔德成由嫡母陶氏抚养,至于孔德成的父亲,第30代衍圣公孔令贻,在其出生前三个月便已病逝,因此孔德成不仅是遗腹子,而且还是父母双亡,不可不谓之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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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因为孔令贻的病逝,才使得王氏腹中的孔德成备受外界关注,因为孔令贻早年虽然生下一子,但未成年便早夭,此后孔令贻始终膝下无子,直到民国八年,王氏才第三度怀孕。

而此时孔令贻已经时日不多,倘若王氏不能顺利产子,则意味着孔子的嫡系血脉将就此中断,因此孔令贻在去世前便写信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以及已经退位的溥仪,请求政府关照。

要知道,当时正逢乱世,无论对于退位的溥仪还是刚刚上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而言,都需要儒家文化这一传承千年的精神支撑,所以孔德成的出生才被官方如此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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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百日之际,徐世昌亲自发布大总统令,宣布孔德成袭封第三十一代衍圣公,说来好笑,世袭封号为封建社会的产物,民国政府竟然也沿用这一传统,可见当时意识形态的混乱。

出生于民国的孔德成,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从五岁开始,孔德成便跟随山东莱芜的著名教育家吴伯萧学习英文,随后又师从诸城琴派第四代传人詹澄秋学习古琴。

没错,身为孔子第77代孙,当时各界名流都以能够与这位“小圣人”结下师生之谊感到光荣,因此,孔德成可谓是从小便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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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和他的老师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德成成长于锦衣玉食的贵族环境之下,恰恰相反,孔府世代家风严明,尤其是对于晚辈的教导,更是坚持简朴节约,毕竟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据孔德成自己回忆,他幼年时期很少有机会吃大鱼大肉,大多情况下是以煎饼配咸菜,再加上一个红薯,至于穿着方面,更是一年四季的布衣黑鞋,当然,祭孔时候除外。

孔德成作为孔子第77代孙,每年祭孔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孔德成回忆,祭孔的礼数非常之多,这对少年时期的他来说多少有些压力,但随着对礼教学习的加深,孔德成逐渐领会到了先祖孔子诗礼传家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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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

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环境影响下,即将成年之际的孔德成深感“衍圣公”这个世袭的爵位已经不符合民国的现有体制,于是他主动向民国政府请求撤销封号。

要知道,“衍圣公”这个爵位从宋代至和二年开始,已经延续了一千年,期间从未断绝,孔德成这一请求不可不谓之胆大,当时民国政府认为道统仍需继承,于是将“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且依旧世袭。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孔德成娶妻孙琪方,孙琪方的曾祖父乃清朝咸丰年间的状元、历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要职的孙家鼐,值得一提的是,孙家鼐还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官学大臣,由此可见,孔德成作为孔子后人的社会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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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结婚照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专员前往曲阜邀请孔德成赴日,但都遭到了拒绝,足见孔德成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曲阜沦陷前夕,蒋介石连夜安排孙桐萱保护孔德成夫妇离乡,不久之后,孔德成在途经汉口之际,发表了《抗日宣言》,呼吁全世界的孔子学生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后,孔德成定居重庆,曾多次召开宣讲会,宣扬孔子的学术思想与民族精神,后又拜著名学者王凤生为师,在学术方面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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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前往台湾省时

日本投降后,孔德成随民国政府一同迁往南京,此后又旅居上海,后又作为民国代表赴美考察,直到1949年,跟随国民党迁往台湾,自此之后,始终在台湾大学教书,直到2008年病逝。

孔德成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落叶归根,因为自从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他便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曲阜老家。

纵观孔德成的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其本人虽然一直被官方所重视与保护,但是孔德成本人不仅十分低调,而且还保持了严谨治学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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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成晚年

尤其是在其后半生的执教生涯中,可谓是践行了孔子教书育人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