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岁月长河，呼和浩特平原相继兴建过大大小小近百座城池，星罗棋布，熠熠生辉，织就了呼和浩特城市发展的锦绣华章。其中最著名的五座古城成为连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最耀眼的五颗明珠。即：战国秦汉时期“云中郡故城”、北魏“盛乐古都”、辽金元时期“丰州城”、明代“归化城”和清代“绥远城”。从时间上看，五座古城上迄战国秦汉，下至满清，绵延两千多年；从空间上看，五座古城均建在大黑河沿岸或近大青山；从人文上看，五座古城由汉族及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建造，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北疆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重要载体。
1691年，喀尔喀蒙古臣服于清朝，但卫拉特蒙古整合为强大的准噶尔汗国，成为清朝大敌。归化城是“京畿之锁阴，晋垣之襟带，乌（兰察布）伊（克昭）诸盟之屏蔽，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诸城之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康熙皇帝曾3次驻跸归化城。1697年，御驾亲征，第三次征讨噶尔丹时，作七律《出塞》：“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畔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1735 年（清雍正十三年）为加强西北边防，奏准在距归化城东北部 2.5 公里处另建一座军屯城，乾隆朝 1737年至1739年建成。山西的“绥远将军”率八旗满汉军移驻此城，清廷赐名“绥远城”意为绥靖远人。从此，归化城被称为旧城，主要是沟通草原与内地的商业中心；西北诸部众、喀尔喀蒙古来往贡使，都要在归化城停留，清廷限定200人入京，其余都要在归化城或张家口贸易。绥远城为新城，则是驻军御敌稳边的要塞。双城并置的城市格局形成，后逐渐并称为归绥。
绥远城旧照
清代的绥远城是一座八旗兵驻防城。乾隆初年驻防将士达3900人，多为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后八旗汉军陆续出旗顶补绿营兵，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绥远城成为满蒙八旗兵的驻防城，时绥远城将军共辖有20佐领，其中八旗满洲16佐领，八旗蒙古4佐领。每佐领辖旗兵165人。清朝末年，缓远城驻防将士为3300人，全城男妇子女人口为11727人。
修建绥远城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在绥远城动工之初，呼和浩特各召庙喇嘛们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新城的建筑破坏了旧城的风水，要求停建。为了缓和矛盾，顺利建城，清政府在1727年新建的小召下院塔布·斯普尔罕召的后院增建了一座“金刚座舍利宝塔”，作为新城的“镇物”。这座琉璃五塔与新城同时动工，清政府将这座造型奇巧、做工精细的五塔命名为“慈灯寺”，民间称为“五塔寺”。
五塔寺
绥远城的建筑形式仿北京城特点，城垣周长1960丈，通称“九里十三步”（以一步五尺计）。城为正方形，街道笔直，呈棋盘状。城墙高2.95丈，顶阔25丈底宽4丈。城墙外表均为大青砖砌成，内为三合土（砂石、石灰、粘土）板筑；城基由花岗岩石条砌筑。城之东、南、西、北各面墙中央各开一门，门之上方各建城楼一座，楼各五楹。四门之外又有瓮城、石桥和护城壕。为了防守需要，设计者将东、北两个城门与市内大街的位置错开，好似辘轳把的拐弯形状。所以，后人经常说新城城区是“四门不对，鼓楼不中”。
东城门楼名“得树”，南城门楼名“仰日”，西城门楼名“控河”，北城门楼名“香山”。为增强城垣之防御能力，各城门外建有一瓮城，瓮城城之上，建有箭楼，楼各三楹；箭楼与城门之间修有旁门，以便日常行走。绥远城四城门，均由乾隆皇帝赐名，东门曰“迎旭”，南门曰“承薰”，西门曰“阜安”，北门曰“镇宁”；城门名刻在一长方形白玉石上，均为部颁楷书，有满、蒙、汉文三种字体，置于各城洞之上方。城之四角城墙上各筑高大的角楼，楼各七楹。面城墙上共有“堆拨”（哨房）16处，又是安放炮位的地方。四周城墙上置有炮台44座。城墙内靠近城门处，建有上城墙的梯路，俗称“城墙马道”。车马人员、军械运输都经此“马道”上下城墙。墙上面可并列同行三辆马车。城墙都是一色巨型大青砖砌成，内里为三合灰泥压碾，城基为花岗岩石条砌筑，为明三暗二式。城之四周环以护城河，河宽5丈；四门之外均建有石桥或吊桥，以通内外。南城墙的两边各建有墙下“水闸”，用以雨天排水使水归入护城河内。在护城河与城门正对处，各建有吊桥一座。这座新建的绥远城，虽不比金汤之固，也称得起是难攻的堡垒。
城门楼旧照
绥远城的中心建有一座钟鼓楼。它高达32米，为全城最高点。钟鼓楼分为三层。楼基呈台状，高约十多米，底三层由花岗岩石条砌成，石条上为大青砖砌筑。钟鼓楼四面之中央各开有一约6米高、4米宽之石券门洞，以与城中东南、西、北街相贯通。四门洞相汇之中央，有一块青马牙圆形巨石，上刻一精美的八卦图。二楼上面左右各建一小亭，左亭悬铁钟口，右亭架巨鼓一面。三楼南檜下中间有一木质巨匾，上刻绥远城定安将军手书帝城云裹"四字；北面有木匾刻有兵部所颁“玉宇澄清”四字；西面的匾额为“震鼓惊钟”；东面无匾。三楼之上为玉皇弥罗阁，楼檐下悬有“弥罗阁”巨匾一块；楼上供有一尊檀香木雕刻的玉皇大帝偶像。楼顶，插檐飞挑，青瓦覆盖，为鹊鸦燕雀之乐土。清制：城内每天晚上初更（晚九、十点钟）、五更（晨五点左右）有专人擂鼓敲钟（擂鼓三通，鸣钟108响），以为城中兵丁及眷属的作息号令。钟鼓楼的下面，每面都开有高大的城门洞，形成鼓楼下的十字形楼洞。以此通向东、南、西、北四大街。绥远城以钟鼓楼为中心，以东、南、西、北街为界线，将城区分为四大地块。城之西侧两地块各划有南北向的4条宽街，每块又划有东西向的3条小街；此外还有数目不等的东西向的小巷，故每一地块呈“井”字状。全城共有大小街27条，小巷26条。
绥远城初成时，建有许多官署衢门。有将军衙署1所，副都统衙门2所，协领衙门12所，佐领衙门60所，防御衙门60所，骁骑校衙门60所，笔帖式衙门4所。八旗兵住房共12000间，四街有铺面商号房1530间。这些官衙至清末多有裁汰。此外还有丰裕仓、宁盈库、旗库、中小学堂、火器营、绥远厅粮饷理事府同知衙门等。
清代绥远城在城内外多有操练习武之场所。如城之西南隅为小教场，是为旗军武士、马、步兵考试地方。考试合格者由将军亲自批准为正式马、步或养育兵称号。城西门外建有“演武厅” “大教场”，平时是将军检阅和操练八旗劲旅的大操场；战时则是将军出征点将和选拔军队的出发场地。城北门外哈拉沁沟则是八旗炮队打靶演习的场所。南门外，三里处建有接官厅，俗称“南关”，是接待朝廷各级官员进城的地方。
绥远驻防城，四周环水，碧波沸荡，堤列杨柳，垂柳如丝，浓荫蔽日，相映成趣，故有“外苏堤”之称。此即昔日著名的归绥八景之一“柳城荫绿”。
清代一统之下的呼和浩特地区有着多重的管理体制，有管理蒙民的土默特左、右两旗，有管理汉民的归绥道（乾隆六年即1741年设立，下辖归化城、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萨拉齐“口外五厅”，后又扩至七厅、十二厅）及其所属各厅，有统率绥远城的将军衙署，有管理喇嘛寺院的喇嘛印务处，还有一个不属于上述所有行政管理机构的府邸——和硕恪靖公主府。这五大机构相对各自独立，又相互广泛联系，保留下来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新城告竣时落成的绥远城将军衙署，筑于城内鼓楼稍西的毗邻处，为“漠南第一府”，是绥远城统领满、蒙、汉八旗驻军及掌管西北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遇有战事，还具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总兵）节制沿边道、厅等权力。将军衙署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历时172 年，清廷正式授封的绥远将军为一品封疆大吏，共 78 任。光绪十六年（1890年），绥远将军克蒙额在衙署大照壁上亲立一块石额“屏藩朔漠”，充分彰显了将军衙署的地位和作用。
“屏藩朔漠”照壁
和硕恪靖公主府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间（1697—1706年），是清康熙帝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雍正元年晋封固伦恪靖公主）下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亲王敦多布多尔济后居住过的府邸。公主府以传统礼制文化为建筑理念，在皇家园林造景风格中，融入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生活习俗，建置了府邸、马场、花园（马场、花园已被改建）。其建筑均为汉白玉高台基座，工艺精湛高超，风格古朴典雅，营造出皇族府邸的尊贵与威仪。院中规格最高的建筑为二进院的正殿静宜堂，是公主处理政治事务、接见官员下属、会见来宾贵客的场所。公主府是清代满蒙联姻的历史见证，是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公主府邸和内蒙古唯一保存完整的皇家建筑群，有“西出京城第一府”之称，是古代建筑艺术重要的文化载体。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早期建筑工程技术、生活水平、民族习俗、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依据，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边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
和硕恪靖公主府
新城建成后，迁入了大批满、汉、回、蒙、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人。藏传佛教寺院规模宏大，繁盛自不必说；康、雍、乾三朝，汉传佛教势力也日益炽盛，仅城内就建有大小佛寺四五十座。兴建绥远城时，建造了十二座道教道观，专从北京白云观选派十余名满籍道士分住各道观，道教势力在官方的扶植下迅速发展。从清雍正初年到光绪初年，归绥又先后建起了蒙、满、汉三座文庙和三座文昌庙。1724 年（雍正二年），建立了第一所官学（启运书院），专门招收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满、蒙文和汉文儒教经义。各类俗神寺庙也鳞次栉比，如有万寿宫、马神庙、山神庙、土地庙、家庙、财神庙、神农庙、鲁班庙、马王庙、牛王庙、羊王庙、关帝庙、菩萨庙、文昌祠、城隍庙、孔子庙（文庙）、五道庙、火神庙等多达八十五座之多，香火旺盛。
从清雍正年间始，回民聚居区逐渐形成，先后建有十余座清真寺。清真大寺，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修。楼分两层，形如竹节，成六棱体，庄严伟丽。寺中作为宣礼塔的望月楼，高 33 米，平面六角形，六角攒尖顶，拔地凌空，秀出云表，孤标耸峭，特立见奇。1874 年，归绥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1922年，罗马教廷成立归绥教区。清光绪中叶，基督新教进入归绥。如登高俯瞰全城，蒙藏建筑风格佛寺殿脊上的辉煌金顶、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钟塔上的铁十字架、土耳其式建筑风格清真大寺望月楼上的星月教徽等景观错列并存，蒙汉藏欧各式建筑荟萃，折射出这座多民族城市的庄严、绮丽。
清真大寺
真正支撑人类数千年文明与温暖绵延的是那些昼出夜伏、炊烟袅袅的日常生活。八旗军队的驻防，农业区的开辟扩展，各族商人的增多，城市更加繁荣。各种商店鳞次栉比、应有尽有，有专门为本地官僚、驻军、地主、大商人及其依附者服务的商业，如绸缎店、银楼等；有为本地一般居民和四邻农民提供生产工具与生活必需品的杂货店、百货店、收购手工业和粮食的行栈；有专门经营到蒙古各地贸易的商行货栈，还有为数不少主要供应城区居民的行商摊贩。饮食店、茶馆、酒楼、戏院等一类消费、娱乐场所，生意日益兴隆。因新城是一座军营，普通民众不能随便出入，而新城又 为旧城增添了一大批富裕的顾客，使旧城变得更加繁荣、热闹，一般大的商号和娱乐场所仍然都集中在旧城中。
乾隆年间开张的“旺春元”的各处烧烤、“锦福居”的甜炒菜和荤素糕点、“荣生元”的水晶肘子和过油肉等都名扬塞外。久享盛誉的“归化城”烧卖更是“名播京师”，相较于南方温吞圆润的糯米烧卖，羊肉烧麦就显得豪放多了。旅人第一次吃时往往大为惊异，形如石榴，洁白晶莹，馅多皮薄，喷香可口。肥美羊肉汤汁与葱姜佐料带来的味觉、温度冲击感，内馅味道的平衡与滑嫩羊肉的满足感令人大快朵颐。作为文化融合典范的羊肉烧麦一举撑起了中国北方的烧麦版图，拓展了中国小吃的边界。
羊肉烧麦
发轫于明朝中期、收官于民国初年绵延四百余年的“走西口”（“西口”原指明长城的关口，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后，军防关口变成汉蒙贸易的通商口岸，晋北、陕北与内蒙交界的长城沿线各关口皆称为“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极大地改变和影响了呼和浩特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融合的最直观体现。著名的老戏园如普庆园、燕美园、同和园，都是乾隆年间建造。晋剧和皮黄等各种民间艺术音乐先后传入。一向以欢快著称的内蒙古二人台唱到走西口时，就变成了“苦调”，无不浸润着祖辈创业的艰辛和时代的沧桑。
来自黄土高原的移民来到土默川，与当地蒙古族交流、融合，让土默川变成了吃面食、说晋语、蒙汉融合的归绥城，为呼和浩特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山西底色。然而，敕勒川平原毕竟与黄土高原山川异域，受限于环境，走西口的先民不得不种植耐寒、耐旱的燕麦充饥，却意外塑造了呼和浩特独特的美食文化。由裸燕麦加工而成的莜面，是中华食品中惟一的“三熟”（炒熟、烫熟、蒸熟）食品，成为不可多得的绿色健康食品。充分挖掘朴素食材的潜力，白面加入就地取材的胡麻油，通过鸡蛋、红糖、盐、起酥油等简单配料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白焙子、红糖焙子、牛舌焙子、油旋儿焙子等大相径庭的不同形态。对食物的态度，体现的是呼市人将平凡的日子过出滋味的生活态度。土默川蒙古族长期传承的牧业经济一直延续了下来，为当地饮食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影响了呼市人评价美食的标准。充沛的肉食才能获得呼市老饕的一句“丫丫哇，这菜真（zheng）硬（ning）呢！”的赞许。边地自产的牛奶中和中原地区砖茶的苦涩，带来甘甜顺滑的味觉体验。奶皮子、奶豆腐、白奶油，增添珍贵蛋白质的同时带来不同层次的香甜与口感。
土炉焙子
或是一碗漂浮着清香炒米的醇香奶茶；或是二两热气蒸腾的烧麦、一壶浓酽的青砖茶；或是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羊杂汤配白焙子，就能够开启一个呼市人温暖舒坦、“攒油豁水”的崭新一天。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将归化和绥远两城合并，改称“归绥县”。民国时期，设绥远特别区，后改为绥远省，省会为归绥。1937年，日寇侵占归绥，成立伪蒙古自治政府，改为“厚和豪特市”。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收复归绥，改为归绥市。1949年 9月19日，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39名绥远军政各界和各族代表通电宣布起义。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由张家口迁到归绥市。1954年4月25日，归绥市改称呼和浩特市，开启了建城2300多年来的新征程。
塞外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置身于中国宏大的文化史背景中，在纵的方面，许多远久之经典的历史意义，包含于其中；在横的方面，许多民族语文宗教习俗之结合，表现于其外。牧人的胡笳、农夫的歌谣、猎夫的号角、军士的铁鼓、驼商的铃音，诸音杂陈，交织成复杂、丰富的交响乐章。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浑融，兼容并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呼和浩特在中国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尤显重要而独特。她清晰地保留着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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