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中，一些懒人不工作却获得社会福利待遇，并不会饿死。那么，为什么要养活懒人？
懒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要接受国家救济；另一种是有能力工作却不愿工作的人，同样接受国家救济。倘若只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要接受国家救济，人们还可以理解，因为老人、儿童还有生育之后的妇女并不能参加工作，需要接受国家福利待遇。儿童可以成长为大人，成长为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必须给予照顾，甚至可以说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如果没有基于儿童特殊的照顾，那么这个社会的未来就没有什么希望。老人失去工作能力之后，需要得到国家的救助，因为谁都有变老的一天，而且人们在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或社会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到年老的时候应该获得社会福利待遇。而生孩子的妇女更应该获得社会福利待遇，因为他们在给国家生育下一代。如果缺少了妇女生育，人口将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国家也会走向灭亡。除此之外，还有得病的、伤残的一些人都需要得到社会福利待遇。因为他们曾经是社会的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就应该获得社会的照顾，就好像远古时期的族群，个人加入族群之后，会为族群建设出一把力，而族群也会照顾每一个人，给予每一个人一些福利待遇。当代社会已经进化到工业社会的层面，会把每一个人当成劳动力来使用，也会给每一个人一定的社会福利待遇。即便是一些懒惰而不愿工作的人，也照样会获得一些社会福利待遇。
虽然社会提倡自食其力，不提倡躺平，但一些人就是躺平了，要获得一些社会福利待遇。他们没有什么工作意愿，或者是在工作中屡屡犯错，被开除了，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混吃等死。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对工作不满意，也就不去工作了。按理说，社会应该使所有人尽可能得到他们喜欢的擅长的有益的工作，只是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人们获得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欢的，甚至是自己讨厌的，只能说服自己，逐渐适应工作环境，适应工作节奏，挣了钱就算完事儿。如果只是喜欢吃喝玩乐，却只能花钱不能挣钱，甚至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经济学家帕里斯区分了“合作正义”与“分配正义”的概念。“合作正义”涉及的问题是，“合作实体的参与者之间如何分配合作的利益和责任才是公平的。”“分配正义”涉及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对资源的享有权进行分配是公正的。”“合作正义”是“分配正义”的背景，只有当人们进行了合作之后，才谈得上根据合作正义的观念来分配成果。但在合作发生前，有一些资源和财富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也就会出现针对它们的分配正义问题。
人们合作之后，共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那么社会财富究竟如何分配，需要统治阶级统一制定规划。按理说，所有社会财富归人民共同享有，应该平均分配，但是统治阶级拿走了一大部分，而被统治阶级只能分配到很少的一部分。而那些所谓的懒人，基本上不能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但同样会分得一部分社会福利。他们在过去或者未来会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劳动力，会为社会创造很多财富，分配一部分社会福利，本身并不是什么可耻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不合常规的。但是那些认真工作的人却有了意见，以为拒绝工作者有“搭便车”的投机思想，其实并没有涉及合作正义，而是涉及了分配正义的问题。
世上有些东西应该是人人有份的，不管一个人是否参加了合作性的生产劳动，也不管他是否愿意通过劳动为社会作出贡献。即便某人确实极端懒散，以至于旁人可以合理地对其品格进行负面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而剥夺属于他的东西。例如无论是人格尊严还是法律权利，都是全体公民平等拥有的，不需要以参加劳动的主观意愿为前提。同样也没有理由断言对物质财富的分配属于特殊情况，必须排除那些能够却不愿意进行生产劳动的人。帕里斯指出了一个人们经常忽略的问题：在当下时间段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并非目前财富产出的唯一贡献者。当代社会的生产技术，协调生产的组织技能，为生产提供背景前提的文明规则与基础设施等等，都不是当代人凭空创造的，而是源于几代甚至几十代先祖之努力结晶的继承。也就是说，那些源于先前世代努力的生产要素除了少数特例之外，都不应该属于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是要被整个社会所共享。
如此一来，那些所谓的懒人，就应该获得社会福利待遇，而不能被社会抛弃。毕竟他们是群体中的一份子，曾经付出过劳动力或者以后要成为劳动力，为社会作出贡献。当然，即便他们不劳动，也同样要活下去，要接受社会的救助。当所有人分享社会劳动成果之后，余下的那一部分应该给予这样一群懒人，让他们活下去，以此体现社会分配的正义性，合理性。当然社会不提倡做懒人，主动做懒人，会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但现在社会开放多了，人们的思想也搞活了，懒人能获得好的待遇，那就算懒得有福，懒得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