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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二年(548)八月戊戌（初十日），侯景于寿阳公开叛梁，打出的旗号是：
“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鳞、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
朱异是梁武帝身边的亲信，他与徐璘、陆验二人“为时人所疾”，称之为“三蠹”。
侯景正是利用了梁境士民痛恨这伙人“奸佞骄贪”“蔽主弄权”的情绪，乘势“托以兴兵”的。
不过，侯景起兵之始，原有的散兵八百，加上新募的人数，也就是数千乌合之众，显然不具兴风作浪的实力，因此一开始只在附近扫荡，攻取了沿淮的马头、木栅、荆山诸戍，未敢轻易举兵南下。
寿阳之南的合肥，驻有萧范守军，早就戒备着北邻的侯景动静。侯景派出部下徐思玉潜入建康，说合萧正德作内应，当时也没有得到完全落实。
因此，下一步如何动作，侯景还在等待时机。
1、侯景何以能成功？
六日后，即八月甲辰（十六日），梁武帝得知侯景在沿淮西攻东掠的情报后，立即下诏讨伐：
命合州刺史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朝中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分别由合肥、钟离、义阳、建康出兵，形成四面包围寿阳的钳形攻势；授予其子萧纶持节董督众军讨伐侯景的权限，奔赴前线指挥。讨逆联军约计四万兵马，与侯景叛军的数量之比是10：1。
看来梁武帝要动真格的，而且布置了瓮中捉鳖的计划，应该说扑灭侯景小股势力，是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吧？
先看讨伐军的动态。根据史传所载，统帅萧纶率台军没有直奔寿阳四近之地，而是开至寿阳以东200里外的钟离指挥用兵；东道都督裴之高反而迂回至梁西豫州治地晋熙（今安徽潜山县）待命，更远离北部的讨逆前线。
兵力如此分散，屯集这般离奇，不知是根据梁武帝所授，还是萧纶另作主张所致。
再看侯景一面的情形。侯景得讯梁军来讨击的消息后，仍向高参王伟讨主意。
王伟出的主意有两个要点：
一是“弃淮南，决志东向，帅轻骑直掩建康”；二是“兵贵神速，宜即进路”。
王伟之计有其客观基础。
梁军倾巢北上，对侯景而言，是威胁，也是机会。因为如此一来，建康的防御孤单，沿江的守备薄弱，梁军四道北上，等于调虎离山，提供了直捣虎穴的空隙，此其一。
其二，北上梁军摆开的阵势莫名其妙，等于网开一面，提供了迂回南下的通道。
其三，梁王朝内有萧正德作内应，秘密交通叛军的行径未被发觉，等于天赐良机，提供了暗中协助叛军顺利过江的保障。
同年九月癸未（二十五日），侯景“诈称游猎”，率兵离开寿阳，迈上“决志东向”之路。
他在行军中“扬声趣合肥”，其实东向直趋谯州（今安徽滁县）；七天后，即十月庚寅（初三日）突袭成功，夺而据之。紧接着，侯景军向南进逼大江之西的历阳。
2、关键的5天
渡江前后这五天的情形，据《通鉴》卷一六一记载，下面逐日予以介绍。
十月丁未（二十日），侯景攻占了历阳这一重镇，并迅速引兵临江，筹谋尽快过江占据对岸的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南临江处，此地为当时渡江首选之地)。
侯景攻陷历阳之前夕，梁武帝才诏命将军王质率领三千兵士巡江防遏，重点在戍守采石。
侯景临江之际，宿将羊侃献言讨逆之策是：
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萧纶所率讨伐军袭取寿阳，如此则使侯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穴，乌合之众，自然瓦解”。但是，此议遭到在场的朱异阻挠，硬是坚持说“景必无渡江之志”，遂使此议搁诸一旁，未予实施。
十月戊申（二十一日），碰巧在江东采石这一必争之地，发生了两桩有利于侯景渡江的事件：
一件是内奸萧正德以都督京师诸军事的特殊身份，“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荻，密以济景”，正在向采石开来；
另一件是梁武帝撤换了戍守采石的将领，让陈昕替代王质。
这一天王质离开了采石，而陈昕还没有踪影。这两桩事均被侯景刺探获悉，他喜不自胜，决定立即渡江。
十月己酉（二十二日），侯景军乘着王质离防的机遇，借助萧正德派来的数十艘大船，全部顺利渡过大江至于采石。
渡江后，侯景的实力是：“马数百匹，兵八千人”。
侯景所部没有停息，随即分兵两路，一支南袭姑熟（今安徽当涂县）守军以断后，主力北上慈湖(今安徽马鞍山市北)。
当晚，梁王朝开始实行戒严，建康城内乱作一团，街上“更相劫掠，不复通行”；一向抓权不放的梁武帝一下子沉默起来，将国家危难事宜一概推给太子处理：“内外军事，悉以付汝。”慌乱当中，太子萧纲“指授军事”，“莫有应募者”，只好释放在押的囚犯，以充守备。
十月庚戌（二十三日），侯景军由慈湖火速北上挺进至建康城南郊十里外的板桥镇驻屯，同时派遣亲信徐思玉进城以“求见”梁武帝为名，观察“城中虚实”。
梁武帝不但召见了徐思玉，而且还派大臣亲往板桥劳军。
十月辛亥（二十四日），侯景军抵达建康城南秦淮水上的朱雀桁南结阵。
大敌当前，梁军的部署是：
文人庾信率三千人守卫朱雀门，内奸萧正德领兵把守都城正南门宣阳门。用人不当，兵力不足。
侯景军将要进攻之时，庾信还在食甘蔗，飞箭射落手中甘蔗后，庾信吓得慌忙弃军逃走。当太子增派王质再领三千兵力支援庾信时，已经来晚了，一看叛军已过淮，也掉头逃走。庾信逃走后，萧正德军协助侯景军顺利通过大桁，并在宣阳门迎候。
随后，侯景军畅通无阻地进入建康城内。都城内除了台城，都城外除了东府城，其余官府寺院皆为叛军所据；建康城四近（如北部白下、西面石头)守军或弃或降，均为侯景军所据。
侯景军自寿阳出发（九月二十五日），至包围台城（十月二十四日)，仅用了29天时间。
3、梁武帝的表现
台城被围12天后，即十一月壬戌（初五日），梁武帝在太子萧纲的陪同下，拖着病身，登上台城正南门露了一面，以此证明他身体尚好，平息内外盛传他已病逝的谣言或猜测。
十一月中下旬，驻屯同泰寺的侯景部将范桃棒，在被囚梁将陈昕的策反下，决定倒戈，计划袭杀侯景手下文武亲信王伟、宋子仙后，“诣城降”。梁武帝闻讯后大喜，答应事成后封范桃棒为“河南王”。
但是，太子萧纲“恐其诈，犹豫不决”。武帝发怒指责，太子不得已召集公卿计议，议而未决，拖延中阴谋败霹，范桃棒被侯景杀害。
太清三年二月间，由于台城被围日久，各路勤王梁军又在外围设防以逼侯景，因此台城内外，无论守军还是叛军，都面临着粮食匮乏无继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台城内的情形更加恶劣。
《魏书·岛夷萧衍传》反映：
衍城内大饥，人相食，米一斗八十万，皆以人肉杂牛马而卖之。…皆熏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尽，死者相枕。初，有盗取其池鱼者，衍犹大怒，敕付廷尉，既而宿昔都尽。
台城面积不大，拥挤着十余万兵民，困守后期因饥饿与传染病发生，造成兵民大量死亡。
侯景军大约二万人也因缺粮支撑不下去，依王伟之计，侯景派人主动求和。
太子萧纲表示赞成，而梁武帝怒曰：“和不如死！”
太子固请，理由是：
第一，“侯景围逼已久”，台城内的处境越来越不堪；
第二，“援军相次不战”，侯景军被击溃的前景越来越渺茫。
因此，只有先和“后图”这一种选择。
梁武帝听后“迟回久之”，无奈中答复：“汝自图之，勿令取笑千载！”
梁武帝默许其事后，还特意下敕外围梁诸军不得再逼侯景叛军，下诏封侯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
4、侯景的计谋
本月十三日，台城西华门外设坛，双方代表郑重歃血为盟。这是王伟之计的第一项内容。
其余三项内容是：围城不解，运粮储积，再攻台城。
侯景军找借口继续包围台城，而包围侯景军的各路勤王大军却受命统统退至秦淮河南岸，萧嗣、萧确、庄铁、羊鸦仁、柳敬礼、樊文皎诸将，所率梁军原已攻占的东府城这一储积粮食的重要地也撤退不据，因而侯景军得以将这里的储粮转运至安全的石头城。
侯景军的军粮有了保障，台城内的饥饿在进一步加剧；接着，供应梁武帝的蔬食遂停，萧纶从城外派人想方设法送进数百枚鸡子，梁武帝“手自料简，歔欷哽咽”，不得已进食鸡子，破了自定的清规戒律。
侯景运粮既毕，上启罗列梁武帝十罪，逼他投降。
梁武帝看过启文后，方知上当，“且惭且怒”，如梦初醒，无奈中于三月丙辰（初一日)“立坛于太极殿前，告天地，以景违盟，举烽鼓噪”，开始作垂死挣扎。
可是，台城内的兵力已毫无指望：饥病交加，众心溃散。
梁武帝向身边的大臣柳津问策，柳津不客气地告诉他：
“陛下有邵陵（即讨逆总督萧纶），臣有仲礼（即各路援军推举的大都督柳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听了这样的答复，梁武帝最后燃起的一星火苗也熄灭了。
又苟延了11日，三月丁卯（十二日）拂晓时辰，台城在连日来昼夜不息的围攻下陷落了。
城破后，萧确（萧纶之子）跑来把这一坏消息告诉给他爷爷：
…乃排闼入启上曰：“城已陷。”上安卧不动，曰：“犹可一战乎？”确曰：“不可。”上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因谓确曰：“汝速去，语汝父：勿以二宫为念。”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看来这位老翁早有心理准备，而且已经想通了，事到临头他泰然自若，失国不恨。
台城闭城之初，其中有“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余人”，而且储备了“四十万斛”粮食。台城有三重围墙，素有易守难攻的防御性能，在东晋南朝史上，历次叛变几乎均兵败城下，如果没有内应，更没有过从外部攻破的先例。
城内作战兵力与侯景的围城士卒相当，完全可以凭借守城兵民打败城下的乌合之众。
初期四十天里，台城内军民在将领羊侃尽心尽力的指挥部署下，奋勇作战，顽强抵抗，挫败了侯景军一次次疯狂冲击。
侯景军无论是在喧嚣声中百道俱攻，还是在城门外纵火、凿门，在城墙外筑土山、造攻具，均“屡攻不克”；又加石头城储粮已尽，侯景“军中乏粮”，“人心离沮”。
这期间，城内军事“恃（羊）侃一人安之”，洋溢着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江子一偕其弟子四、子五，共率百馀人开承明门（即北掖门，在台城西北）冲入叛军营中，免胄而战，英勇杀敌，置生死于度外。城内王公贵族“皆亲负土，执畚锸”，构筑防御土山，以应付城外的进攻，表现出昂扬的斗志。
后期九十多天，由于羊侃十二月初病卒，“大事去矣，人之云亡”，台城内弥漫着恐惧的气氛，人心日益涣散无序。侯景公然在城外讥笑守城军士是“城中非无菜，但无酱耳”。
虽然柳津继出，指挥守城军事，但他并无作战经验，加之武帝不图振作，太子指授无方，以及城内饥疫交逼，“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因而守备渐至松懈，士民完全失去了坚持下去的意志和力量。
5、心怀鬼胎的援军
台城被围一个月后，讨伐军总督萧纶率步骑三万自北部钟离赶至京城救援，迂回登上钟山扎营，并下至台城以北的玄武湖布阵，摆出决战的姿态；交战中，诸军未战即溃，主帅萧纶弃军逃奔，辎重悉为侯景所获。
萧纶溃败后，在台城被围期间又相继有各路援军汇集京城四面，形成包围侯景军的态势。
以上所列，除荆州萧方等、王僧辩所率两万人马迟到外，其余诸路兵马均在侯景诈降前集结于京城四近，一时声势浩大。
所谓“四方云合，众号百万，连营相持”，未免夸大其辞，但统计显示，联军总数约二十万兵力，与被围侯景军之比是：十比一。
联军共推柳仲礼（柳津子）为大都督，节度诸军围攻消灭侯景军。
一时间，朱雀桁南、青溪东岸、白下一带均有大军驻屯，陆续有过淮作战的梁军挺进至都城外围，而且占领了东府城这一储粮重地，形势对援军非常有利。
侯景的退路被堵死，补给被切断，已成瓮中之鳖。击溃这帮匪徒，对梁军而言，真是易如反掌。然而，梁军将领在大敌当前，却彼此“深相仇怨”，柳仲礼跟萧纶、萧大连之间，萧大连跟萧确之间，水火不容，以致“诸军互相猜阻，莫有战心”，甚至发生“纵兵剽掠”的行为。
因此，梁军“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不肯奋击”，让侯景军得以肆无忌惮地在台城四周长围不解，攻城不懈。
侯景军毁盟再攻台城之时，联军大都督柳仲礼、讨逆总督萧纶均无动于衷，眼见着台城危在旦夕而不以为意，诸将前来请战规劝，“不许”“不从”，更有甚者，柳仲礼竟“聚妓妾，置酒作乐”。
此后唯有萧会理(萧绩子)与羊鸦仁、赵伯超等率军过淮进至东府城一带作战的记录，尽管立脚未稳，就望风退走，以至顷刻大败，但总要比按兵不动稍有点气色。
最后补充说明的是，史书所言“四方征镇人援者三十余万”，“援军三十万”，这一数字里除去上述萧纶讨伐军三万、柳仲礼所督联军约二十万共计二十三万，以及迟至城破后方抵达的萧方等所领二万人马外，尚有几支所谓援军是停在中途不进的；萧绎继遣荆州军三万屯於郢州（今湖北武汉市)，萧誉所遺湘州军屯于青草湖（今洞庭湖），萧慥所遣信州军屯于西峡口（长江三峡一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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