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丁盛与韦国清两位将军，曾非常熟悉。他俩在广州军区共事过几年，一个是大军区司令员，一个是军区第一政委，属于军政搭档关系，工作上配合得不错。其实韦国清的总体军队资历，要远在丁盛之上，从55年授衔就能看出端倪：韦国清是开国上将，丁盛只是少将，解放战争中韦国清曾担任粟裕手下的苏北兵团司令员，当时丁盛还只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名师级干部，差距不小。
但建国后丁盛“赶”上来了，因为军事指挥才能出众，加上62年反击作战时的重大贡献，丁盛很受中央军委器重，逐步提升到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跟韦国清“平起平坐”。韦国清政治工作经验很丰富，与战将丁盛相得益彰；但就私人关系而言，两人倒也谈不上多么好，丁盛不擅长同事关系的维护，两人共事期间，基本停留在“君子之交”的层面，客客气气却也没有深交。
1973年丁盛奉调前往南京，改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而韦国清则在几年后进京，升任全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二人的后期发展，有很大差别，主要是丁盛在1976年卷入“两案”，不光前途没有了，甚至还被隔离审查数年、开除党籍军籍。1982年丁盛虽然获得自由，名誉和个人待遇却都受到重击，他决心在晚年“恢复清白”，为此专程去北京中枢部门申诉。
丁盛有一定信心，毕竟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是自己多年前的老搭档。要处理这些历史问题、案件问题，总政治部是直接经办部门，韦主任的话语权可是不小。并且韦国清还担任着副国级领导职务，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党政军地位都很高。然而出乎丁盛意料的是，他这次来北京，根本就没能见到韦国清。
韦国清知道丁盛来了，但他没有出面，而是让下属工作人员接待了丁盛。丁盛见到的最高级别干部，是总政的一名处长。对方出于礼貌和工作流程，看了丁盛带来的申诉材料，但随后便告知丁盛：生活待遇方面，是可以谈的，有可能会酌情提高；但关于案件和党籍问题，就不要谈了。这位处长的意思是，丁盛的问题经过多年审查已被组织定性，是相关集团“从犯”，只是念及过往功劳免予起诉而已，请他不要再纠结于此。
这个意见，其实就是韦主任要表达的，只不过让处长说了出来。韦国清政治上很成熟，处理此类事情非常有经验。76年8月丁盛曾与上海的一些人私下见面，引发了很不好的后果，他们落网后，证词都对丁盛不利，直接导致丁盛被撤职审查。韦国清看过卷宗多次，认为即便亲自接待了老搭档，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实质变化。所以韦主任希望减少尴尬、也是在避嫌，便安排部门内的下属去和丁盛沟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能不提：韦国清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已经跟中央进行过谈话，即将卸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事实上，1982年9月韦国清离开了总政治部，也就是丁盛来京后的几个月。如此个人背景下，韦国清有可能去管一桩难以处理的旧案吗？即便碍于战友情，真的过问了这件事，卸任之前恐怕也处理不完，将棘手的问题留给下一位总政治部主任，显然是不合适的。
丁盛没能达成目的，十分不甘；但他的个人待遇有所改善，恢复到了正师级标准。话说回来，丁盛此行争取到的生活补贴及医疗待遇，受益于一个人，并非韦国清。抗战时丁盛在晋察冀军区战斗过，那里的“一号首长”是聂荣臻元帅。聂帅欣赏丁盛的才能及军功，虽然不很了解76年跟丁盛有关的事情，但老帅为人宽厚，批示相关部门在生活方面照顾一下丁盛。因此总政治部才开了绿灯，为其提升相关待遇标准。
为了恢复党籍和名誉，丁盛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此后十几年又来过北京多次，最后一次是在1998年，但仍然未能成功。由于年老体衰，当时丁盛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经常生病住院，第二年便病逝于广州，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