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表示，中国“很奇怪地不愿意”使用更多政府支出来支持消费需求，而是支持生产。
“中国似乎完全缺乏现实性，这一事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风险，”克鲁格曼接受电视采访时说道。
他补充称，由于国内支出“严重不足”且缺乏投资机会，中国的整个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说，中国应该设法支持需求，而不是增加生产。
在为媒体的撰文中，保罗·克鲁格曼这样写道：
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但美国认为中国不能把自己政策失败的结果推给其他国家。
总体来说，保罗·克鲁格曼的意思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发动机就剩下了出口具有低成本竞争力的工业品，然而现在因为这种贸易方式侵犯到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而频繁遭到反倾销调查，就面临着无法持续的风险。
但是，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明明在于需求端不振、消费低迷，政府却迟迟不愿意通过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让民众手上有钱来解决问题，而是继续专注于生产端的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的困惑在于，究竟为什么？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良方。
他的解释是两个可能：地缘政治或者怕中国人变懒。
其实保罗·克鲁格曼在这里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专注于生产端而非消费端，这在经济学上的确是一种既有的思路。
萨伊定律也称作萨伊市场定律，这个19世纪初流行的经济思想，就是注重生产而轻视消费的经济思想来源。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他们认为，供给（生产）自然会把东西卖掉，卖掉东西的人，则会拿着这个钱去消费，故而形成正向循环。
所以萨伊定律的笃信者，都认为应当优先保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而非注重民众的消费能力培育。
不过，所有商品生产以后，难道就一定能够销售出去吗？卖不出去咋办？
萨伊定律的提出者詹姆斯·穆勒说道：“‘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
这个学说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相当流行，看起来也成为了主导经济模式的思想。
但我一直不喜欢这个理论，因为等于说了些车轱辘话，而且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经济学家李嘉图，继续根据上面的定律说道：“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但是要注意，李嘉图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贸易的信仰者，他说上面这些话的前提，是市场要实现自由、贸易也要实现自由。
反过来说就是，当市场被政府过度干预而不够自由，或者市场本身的自由发展程度不足，贸易也受到制裁之类阻碍的时候，萨伊定律是会失效的！
其实这便可以解释我们的困惑：中国一直注重“供给侧”，轻视消费端，在理想的条件下确实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中国经济市场化一直不足，除了政府干预程度很高之外，就连内部的经济壁垒都挺严重（比如高昂的物流费用、流通环节成本和各地方之间的壁垒），另外，自由市场的法律保障也是不足的。
对外贸易方面，正如保罗·克鲁格曼和耶伦说过的，他们认为中国产能过剩是有问题的，所以西方可能会采取很多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内部市场的自由度不够、外部贸易的受阻，就导致“萨伊定律”在中国经济中的逐步失效——虽然生产端一直旺盛，但需求端却没有出现对应的繁荣。
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就是民众消费能力下降导致的。
保罗·克鲁格曼说的另一句话也值得玩味：中国政府是怕民众有钱了能消费了，会变懒吗？
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治理模式，根本上还是一种“家长权威”文化的影响。这种治理思维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不能让自家人过得太好、要吃苦才有出息。
有钱了，就等于“惯坏了”，就会导致好吃懒做。
这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在考虑经济学的时候，文化背景其实也是相当值得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去思考的。
然而讽刺的是，年轻人没有因为以前的经济繁荣变懒，现在却因为经济低迷而变懒了——他们看不到未来，就选择了躺平。
不要那么忌惮让民众富裕，以中国人的奋斗文化，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持续奋斗、持续推动经济繁荣。
问题就是，这种机会总是受到自己人的限制和“管着”，反正自己人过得舒服了，就总有人看不惯。
保罗·克鲁格曼，虽然是诺奖得主但还是不够懂中国啊——中国的问题常常不是因为不够智慧，而是因为喜欢自找苦吃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