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7日，在二战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西德总理勃兰特敬献花圈之后，在数百人的注视下，突然双膝下跪，向死难者进行了默哀：“愿上帝饶恕我们，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这一幕震惊世界，“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但正视二战对犹太人错误的勃兰特，却得到“全世界”的交口称赞，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是“德国总理跪下去了，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事后，记者采访勃兰特时，他说：“我当时突然感觉到，仅献上一个花圈是远远不足的，在几百万的遇难者面前，我只是做了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因为此次“华沙之跪”，勃兰特被誉为伟大的和平缔造者，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国总理，以下跪的方式表达对“二战错误”的忏悔，自然值得全世界大书特书，洛阳纸贵式的赞扬，于是勃兰特与德国被世人交口称赞，更被国人视为反思二战的典范。但问题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如此阵势只能让西方本性再一次展现！
华沙之跪：演戏还是真心？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笔者查到的资料普遍否认“政治作秀”，即勃兰特是真心忏悔。那么，事实到底如何，以下有三段史料，供大家分辨：
首先，1970年8月中东战争停火，苏联与波兰强烈谴责以色列侵占阿拉伯领土，而两国犹太人一直在闹事。在这个敏感时刻，勃兰特向犹太人隔离区起义纪念碑下跪，会是一时兴起的真心忏悔吗，果真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策动或激励两国内部的犹太人？
其次，在二战欧洲战争中，百姓死亡最多的是苏联，大概有1700万左右，其次是波兰与犹太人，两者都是近600万。既然勃兰特在几百万遇难者面前，觉得一个花圈不够，还需要下跪来表达歉意，那么面对苏联与波兰2300多万百姓无辜被杀，又应该怎么做？
更为诡异的是，勃兰特下跪的地方是华沙，是在苏联阵营的地盘，既然可以在华沙为犹太人下跪，难道不该为斯拉夫百姓（苏联波兰皆是斯拉夫人）道歉，乃至更真诚的下跪吗？
第三，二战之后德国一直表态反思战争，不断对600万犹太人认罪赔偿，却从未提及对斯拉夫人的认罪赔偿，至今仍是如此。甚至，德国教科书上只强调希特勒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却基本不提对斯拉夫人的罪行。简而言之，德国只停留在“反思反犹”上而已（原东德既反思了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也反思了屠杀斯拉夫人的罪行）。
另外，还有一个隐形却又公开的事实，即犹太人在西方国家具有强大的能量。德国二战针对犹太人的残暴行为，犹太集团会不会施压？
既然如此，那么勃兰特的华沙之跪，是演戏、还是真心忏悔？这个问题注定难有真相，但上述三段内容，似乎又给了答案！
西方本性：再一次被展现！
按照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每个生命都要被尊重，甚至出现所谓的“人权高于政权”，既然如此二战苏联百姓受到的伤害，应该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美苏争霸的被尊重，应该得到比“华沙之跪”更隆重的对待才对，如此才能彰显道义与担当！
以此逻辑推导下去，没有向斯拉夫人道歉的德国，没有向中国道歉的日本等，都应该受到西方的普遍谴责才对。因此，当勃兰特华沙之跪时，西方媒体在赞扬之余，无疑也应该责问如何向斯拉夫人道歉，日本如何向中国道歉，至少不能低于“华沙之跪”！
但事实如何，我们都知道，西方眼里的德国二战道义之债，当勃兰特下跪时，到此已经结束。
问题在于：既然西方鼓吹某些普世价值，那么为何没有为二战中国、苏联受害平民伸张正义？
在启蒙运动时，西方就已高喊“天赋人权”，但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在全球烧杀抢掠、作恶多端。一边高喊天赋人权，一边作恶多端，奇不奇怪？其实很正常，因为西方眼里天赋人权是西方人才有的，“非西方”的没有。更重要的是，如今依然如此，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因此，德国有必要给犹太人道歉，乃至下跪道歉，但西方不会指责德国不给苏联道歉。
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即苏联（如今是俄罗斯）、中国是西方眼里的“敌对国”。一旦道歉，就代表德日道义有失，反而增强中苏的道义权，进而影响整个西方战略。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敌对国”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苏联或中国的威胁来自于它的存在”。因此，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为中苏伸张正义，只会颠倒黑白，比如当下开始将二战责任推向苏联，同时德日至少目前也不可能向苏中道歉。
因此，从西方（包括德国）对待勃兰特华沙之跪的态度来看，只能说明西方眼里的“非西方人”不是人，死伤多少都无关紧要，更无需道歉。以此角度，大家不妨对照一下过去数十年的历史，小事情上或许普世价值了，但大事上西方必然如此。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小事情上或有普世价值，然后被大肆炒作，包装了西方形象，但在大是大非上却从来都是自私自利、指鹿为马。因此，西方的文明形象是包装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
其次，所谓正人先正己，西方整天指责别人，但自身却是“严以待人，宽以待己”，或者说要求非西方国家“按我说的去做，不要按我做的去做”。
第三，犹太人的能量真是惊人，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二战最大受害者，而更大的受害者中苏却被淡化，乃至被西方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