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后期吠陀时代（上）
1.印度.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的扩张与开发
印度.雅利安诸部落占据印度河流域之后，起初只是过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后来逐渐发展起了农业。随着农牧业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一步发展，雅利安人开始将侵略矛头指向了东方的恒河上游地区。在这里，他们同样遭到了达毗荼人及孟达人的强烈反抗。然而经过前期吠陀时代迅速发展的雅利安人，进入后期吠陀时代后，已是锐不可挡。位于恒河上游的土著居民很快就被其征服，有些土著居民甚至还被赶入了林区。随后，雅利安人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甚至达到恒河的中下游一带。
这样，随着扩张生存空间的不断成功，到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活动中心已由西北印度的五河流域向东南扩展到北印度的恒河流域，他们开始以恒河——朱木拿河间地带及恒河中游为活动中心定居下来。
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后，便与当地居民混合起来，在众多领域同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所有这些都对该地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雅利安人的马车和铁制生产工具与恒河流域土著居民农耕技术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并诱发了新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最终推动了吠陀文化在次大陆的发展与传播。
同早期吠陀时代印度河流域铁器刚刚出现的情形相比，后期吠陀时代铁器在恒河流域已发展到普遍推广使用的程度。先进生产工具的普及，使恒河流域的农业发展远远超过了早期印度河流域的水平。其时，尽管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但是，农业在经济生活中份量的进一步加大，却有助于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广阔平原上建立永久性的定居地，同时，也为部落经济社会向农业经济社会过渡开辟了道路。这一切又最终导致了雅利安人社会基层结构由部落社会的氏族公社向部落制的农村公社的彻底转变，使雅利安人的农村公社自早期吠陀时代产生以来，开始趋于巩固与完善。
铁器的普及，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又必然导致恒河流域早期城市的出现。恒河流域的早期城市大都位于恒河水系汇合处的商业与手工业经营活动的中心，最终发展为一些贸易城市。还有一些城市成为部落地区行政当局的都城，如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因陀罗普罗斯泰、阿桑迪瓦和俱赏弥等。
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迅速发展，无疑带动了整个恒河流域的社会进步，尤其体现在吠陀文化新的发展趋势上。早期吠陀时代印度河流域形成的农村文化，由于恒河流域早期城市的出现，逐渐开始了城市化的演变。伴随着吠陀文化刚刚出现的城市化这一新的动向，整个恒河平原进入了古代印度社会的第二次城市化时期(相对于印度河流域早期文明城市而言）。这种新的城市文明的到来，对古代印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后期吠陀时代成为古代印度阶级形成及国家产生的时代。
2.摩诃婆罗多大战及影响
继十王大战之后，在公元前9世纪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婆罗多族内部的一次大战。据《摩诃婆罗多》一书叙述，这次大战虽然系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居楼族与般度族兄弟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但是几乎所有北印度的部落都卷入其中了。加入居楼族一方的有东摩竭陀、毗提诃、鸯伽、羯陵伽、居萨罗、阿般提以及整个旁遮普诸部落；参加到般度族一方的有婆蹉、伽尸、南般阇罗、西摩竭陀、支提以及迦鲁沙等部落。婆罗多大战的双方在居楼之野(帕尼帕特东南，今德里附近）进行了18天的猛烈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结果是般度族一方大获全胜，两族合并为居楼部落。般度族的帕里克希特亦即环柱王正式成为居楼部落的国王，定都于哈斯提纳普拉即阿桑迪瓦特。这一时期，虽然有些罗阇因一时强大而号称大王、国王之类，但是这仅能说明其强大，或者是某一暂时联盟的首领，却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大统一体的统治者。事实上，当时的各个部落仍然是分散的，王的权力也是比较分散的，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大的统一体。
无疑，这次战争对早期吠陀时代已兴盛至极的军事民主制度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战争结束以后，由于社会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化，部落首领和贵族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军事民主制的各民主机关开始逐渐脱离人民而为代表贵族统治阶级利益的新生国家机关所代替。作为部落制农村公社政治制度的军事民主制，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古代印度社会的迅猛发展，已为新的政治制度——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较为充足的物质条件与阶级条件，这些条件的积累与落后的军事民主制是格格不入的。新的时代在召唤着新的政治文明。
3.印度.雅利安人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与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接踵而至的是奴隶数量的不断增加。在早期吠陀时代已有较庞大队伍的奴隶阶级，到了后期吠陀时代，其数量愈益增多，其来源也可谓五花八门，除了战俘奴隶外，还有买卖的奴隶，赠予的奴隶，家生的奴隶，赌博赢来的奴隶，以及债务奴隶等等。《爱达罗氏梵书》中提到某部落首领以一万名女奴赠给一个婆罗门祭司。分析起来，其数字固然有些夸张，但足见这一时期奴隶数量有了很大增加。不过，后期吠陀时代早期同早期吠陀时代一样，只是家庭奴隶制兴旺发达，奴隶在生产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后期吠陀时代政治情况方面的线索。奴隶的增多，阶级矛盾及斗争的发展，其最为直接的政治结果就是：部落军事民主制组织向国家组织形式的过渡。原来的氏族贵族恃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实力而成为统治阶级；原来王政时期的部落首领开始成为真正的国王；部落地区(贾纳帕达）的大部落或部落联盟有了较为固定的统治区。当然，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甚至要延续到后期吠陀时代以后的列国时代。作为古代印度阶级产生、国家形成的后期吠陀时代，必然是一个从王政转向国家的过渡时代。但是，由于各部落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当极少数先进部落已开始过渡到国家的时候，其它多数部落依然基本上处于王政时代。这种两类制度并存的现象，也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前边介绍的摩诃婆罗多大战对部落军事民主制的挑战，作为一种大范围内的部落兼并战，无疑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事实上，古代印度早期国家的初具雏形也正是从这一战争结束之后开始起步的。因此，摩诃婆罗多大战成了古代印度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
摩诃婆罗多大战之后，许多古老的部落消失了，同时却兴起了许多新的较为强大的部落。如：由婆罗多部落和普鲁部落合并而成的居楼部落，以及与其联盟的般阇部落等，就是战后兴起的强大部落的主要代表。其中，居楼部落是当时最兴旺的一个部落，其第一代国王——环柱王，是公元前9世纪的历史人物。史载，居楼部落在其统治之下，一度很是繁荣。他死后，他的儿子镇群王(迦那麦迦亚）即位，迁都阿桑迪瓦特(今象城），并在那里举行马祭，随之使用"大王"的称号。镇群王曾率军队侵入乾陀罗的■叉始罗城，对那加斯族大加屠杀，并占领其地。他的统治区曾扩展到位于乾陀罗和居楼之间的摩德多。这样，居楼部落的首都也就成为南亚次大陆在吠陀时代最早兴起的城市之一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研究分析，这个部落可能是古代印度最早成为国家的一个部落。也就是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前后，相继有少数较大的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形态。至于各个部落是怎样实现这一过渡的，囿于资料的缺乏，一时还难以搞得清楚。
记载北印度公元前8至前7世纪历史的《罗摩衍那》一书表明，到公元前7世纪，北印度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较为重要的国家，在这些早期国家，甚至还显现了君主国统治形式的发展迹象。如：部落民众大会"萨米提"权力的逐渐丧失；部落长老会"萨巴"变成供国王咨询的贵族组织；原来部落军事领袖的亲兵或军事长官逐渐转变为国王的文武官员等等。
到公元前7世纪时，居楼部落开始衰落，而毗提诃王国却正值上升期。据《佛本生经》一书记载，毗提诃王国有16000个村落，这一数字可能不尽准确，但却展示了其国土面积的辽阔；其首都米吉拉(今尼伯尔境内）已是一个较为繁华的城市，4个城门处各有一个集市。此外，据《奥义书》与《梵书》二书所载，毗提诃的国王迦那克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统治期间，北印度存在过10个较为重要的国家。其中，位于恒河流域的有婆蹉、般阇罗、迦尸、居萨罗、毗提诃、乌希纳罗和居楼；在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地区的有开卡亚、乾陀罗及摩德罗。以上国家均有自己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工商业特征的真正意义上的市镇。例如居萨罗的首城阿踰陀，般阇罗的首城康毗罗及迦尸的首城波罗痆斯等。这些城市占据一定区域，并建有巩固的城墙，它们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换句话说，位于恒河流域、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地区的一些国家，都是以首城为中心而建成的小范围的国家(此时还没有形成大国），它们都具有城邦的性质，因此可称之为城市国家。
在这些新形成的奴隶制国家里，高高在上的奴隶主贵族对社会地位卑贱的奴隶大众和被征服的首陀罗瓦尔那，亦即非雅利安人的土著居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早期吠陀时代作为雅利安一般公社成员的吠舍等级向部落缴纳的贡物，现在成了国家强制性的赋税(尽管此时尚未形成正规的赋税制度）；过去部落首领的侍从，主要有作为其顾问的僧侣普罗希太和协助首领作战的军事长官，现在又增加了司马库、裁判官及征税官等一大批维护国家机器的官吏。可以说，这时的国家已经成为贵族奴隶主对奴隶和广大平民实行专政统治的工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时期的国家机器刚刚开始形成，还不可能完全摆脱王政时代民主机构的影响，加上在整个次大陆还有好多部落处于王政时代甚至更为落后的氏族部落制时代，这种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外部因素也不可能不对这些新生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影响。
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部落进入国家阶段，并建立起比早期国家更典型、更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亦即后期吠陀时代以后的"十六国时代"。换言之，整个南亚次大陆(尤其是北印度）在经历两三个世纪之后，由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的转变过程才算最终完成，奴隶制国家才开始正式载入古印度的史册，印度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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